“一个最初发现某种思想的人，可能由于善意的误解，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而一个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的剽窃者，却总是把这种夸大当做‘有利可图的生意’。”[16]马克思这段幽默的语言告诉我们，马尔萨斯把安德森的土地收益递减思想加以歪曲地剽窃，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
当时，震撼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引起极大反响，激起了英国社会改革的浪潮。产业革命造成了工人失业、贫困，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尔萨斯歪曲地剽窃安德森的土地收益递减思想，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而又毫不隐讳的。他宣扬“土地收益递减”，就是要把劳动人民贫困、苦难的原因归结于这一“自然规律”，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贫困的、主要的和最困难的原因是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关系，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社会的构成，在它的主要形态上，大概永远不会有变化。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它将永远由有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17]这就是说，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这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的制约，劳动者的贫困是无法摆脱的，社会革命是没有必要的，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是永恒的，千古不变的。
对于这种露骨的反动的政治目的，马克思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不能不揭露这种反动目的，不能不批判这种卑鄙行为。为此，马克思使用了激烈的字眼，表现了无比的愤怒。他在《资本论》第4卷中这样写道：“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18]
“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19]
综上所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对土地收益递减论的主要矛头，既不指向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安德森，也不指向使这一理论得以广泛宣扬的李嘉图，而是独独指向马尔萨斯，正是由于马尔萨斯在利用土地收益递减论上不择手段的手法和露骨的反动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土地收益递减论的批判，是在与安德森和李嘉图的对比分析中做出的。通过对比，马克思概括出了马尔萨斯在利用土地收益递减论上的特点：“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作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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