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是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在一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很重视理论批判的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够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83]可见，他把理论当成“批判的武器”，是掌握群众以对旧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的重要前提。

一、批判性是《资本论》的重要品格

从理论的发展看，批判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涵义。大体看来，有狭义的，有广义的。前者与怀疑、异议、斗争、驳斥、抛弃、改造等情节紧密联系，针对的是异己的他者；后者则可带有独特性、超越性，它可直接、间接地指向批判对象。这种对象既有批判异己的他者，即对他批判，也有批判主体自己本身，即自我批判，后者体现了主体的历史发展，即现阶段对以往发展阶段的超越，是规定性的丰富、具体化。虽然前者以破坏性为主，后者以建设性为主，但两种批判并非彼此对立或分开的。实际上，批判就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性是理论的重要品格，也是其转型发展的重要机制。因此，不能因为它有狭义的含义就忽视它的广义含义。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要使一种理论具有批判性，它的理论家必定要有丰富而敏锐的发现力、辨别力、判断力，还要有高超的分析力、思辨力等，但最重要的是有新的先进的立场、理论、方法和胆略等。在阶级社会中，这又取决于他所从属的阶级。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384]这种烙印又决定着各个理论家从事批判活动的方向和力度、持久性、彻底性。

任何理论要有影响，都必然要挑战原有的理论，要标新立异就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某种可选择的批判。但是真正科学的批判绝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就事论事，或以自己的理论来评判。科学的批判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具有单纯主观性的批判，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对旧事物、旧过程的批判，它具有客观性，这是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任何对象的发展都从其过去发展到现在和将来，都是新陈代谢，其中包含自我批判和对他批判。当然，它也具有主观性，其选择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批判所体现的洞察力、广度、深度、力度、影响力与别的批判家都有不同。资产阶级学者出于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而论证的理论，包含了许多主观的东西和偏见，所以，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过，这种批判虽然带有阶级性，但仍然是有客观依据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俄国资产阶级学者考夫曼对马克思的批判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连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385]

马克思《资本论》的批判性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对古典学派理论的批判继承，也不能忽视他对后者批判性的继承。马克思说：“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386]他还称古典学派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387]，“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388]之所以这样，因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而他们又都是一身二任的，既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本人就是资本家，又是诚实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389]，所以很有必要深入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过程的重心已经从流通过程转移到生产过程，因而必然要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等理论，既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也要让重商主义的过时理论退出历史舞台。对此，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攻击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构的理论。”[390]人们不难发现，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有过较广泛的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一定发展阶段之所以具有批判性，还因为土地所有者阶级仅仅依据土地所有权从工业资本家手中分割了大量的地租，并且后者还提出一系列鼓吹不劳而获的理论，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391]。因此，他极力鼓吹高额地租。在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家看来，这不仅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夺，还是对他们积累能力的严重削弱。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392]。在这些古典学者中，马克思最推崇李嘉图的批判精神。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说它的头“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因此，这头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393]。在终篇，马克思还这样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394]不过，即使是这样，这种批判性也是不彻底的，“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395]。毕竟他们本质上是有产者的代表，作为理论家，他们能够在可能的限度内探讨过程的发展规律，即进入间接性的较浅层面，作为资本家，自然没有必要、也不敢再深入更深的层面，即研究过程的本质关系如何演变、如何影响过程规律的作用等。这种特性对后来的特别是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有相当大的影响。

二、《资本论》科学批判的维度

《资本论》的科学批判至少有四个维度：

首先，是对流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总的清算。马克思认为：“把剩余价值理解为剩余劳动，就要对经济范畴的整个体系进行总的批判。”——这个体系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否则，就会“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396]我们知道，一定的范畴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反映，或者说是在一定阶级的经济学中的理论概括，所以，这种束缚，归根到底就是资产阶级立场、眼界的束缚，更是他们造成的各种混乱的束缚。显然，要在政治经济学这块资产阶级经营了二百多年的场所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大厦，就得炸毁旧的大厦并彻底清理其地基。这种情况，就像黑格尔改造主观逻辑一样。黑氏认为，在这方面“材料固然很够，但其他的障碍却更多”，非得费力气改造不可。[397]当然，马克思与黑格尔根本不同，黑格尔只是要给予一个新的规划，而马克思则“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398]。这种批判涉及这些文献的理论观点、方法、历史观等等方面。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把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399]。

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马克思有一系列的批判，如果结合终篇的批判，这几个总的批判必须特别注意；

一是批他们的唯心史观。他一再指出：“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400]无论是认为分配关系是历史的还是自然的，全都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自然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将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当成一切社会都通行适用的规律，因此基本理论可以是一成不变的。在终篇，他指出，有两种分配观：一种认为，“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产生出来的关系。”一种则：“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401]。对此，马克思当然要进行批判。

资产阶级学者根据这种历史观，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错误。

二是批其基本理论的前提错误，最典型的是“单个理性经济人”假设。他嘲笑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402]各个主体没有任何实力和个体的区别，都看得懂伦敦交易所的通用的年息表。[403]与此相联系，他们必然从单个孤立的个人出发，而将各种关系当成已知的前提。

三是批他们的对象错误。他们必然否认特殊过程的规律与一般过程的规律的性质差别，并将前者当成后者[404]。与此相联系，他们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而在考察物的运动时，既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

四是批其方法的错误。这类错误相当多，比较突出的是“抽象力的运用”。马克思说：“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05]显然，无论是研究细胞还是已经发育的身体，都要运用抽象力。但是，即使在李嘉图那里，抽象力的运用也有缺陷。李嘉图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406]，而且“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407]。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指出：“经济学辩护士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408]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他们有意将一般与特殊混为一谈了。

五是批他们的范畴错乱，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哪些理论谬误，这将在第三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里要分析以利润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409]这种错乱，更导致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一般的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所以很难由以正确地联系实际。

在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上，马克思虽然涉及面广，但他是有重点的。纵观整部《资本论》，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用很大的篇幅着重批判了“斯密教条”和“萨伊公式”。尤其是对“斯密教条”，马克思在各卷的末篇(包括终篇)中都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批判过，有的还是多次的(详见后文)。

在一般人看来，批判就是推翻、抛弃，但是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不是虚无主义，而是针对那些思想或理论的研究性或辩护性、深刻或肤浅分别对待，既有在深刻分析之后彻底抛弃，如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论，也包含有选择的批判之后通过重建而继承。这就不用赘言了。

其次，马克思还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410]《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实际上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比任何道义上的诅咒厉害万倍的批判。恩格斯在向人们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时说：“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411]可以说，这才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的根本目的。对此，敏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已经意识到了，例如俄国的考夫曼一看到《资本论》，就发现“这部著作对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基础提出了系统的批判”[412]。由于批判的深刻和科学，连考夫曼都感到折服，承认“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413]。诚然，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有很多人从各自阶级的立场上批判过资本主义制度，但却没有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批判，为了与他们相区别，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还明确宣布，“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414]

再次，这种批判本身就包含着超越和建树。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就明确地宣布：“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415]在马克思那里批判和建树之间并没有彼此隔开的鸿沟，毋宁说，两者相得益彰。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416]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417]他还说，“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418]我们看到，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马克思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另外，还有些领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方法固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决定的，但也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正是在分析批判李嘉图试图以抽象的价值规律来解释一切具体的经济现象的做法的基础上，他创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即通过“事后思索”的方法，在严格的条件下阐明价值规律之后，再使之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相结合、并据此逐步与相关的条件结合，阐明它的内容的转型发展，再以发展了的比较具体的价值规律来解释复杂化的经济现象。更新颖、更有特色的是，通过批判庸俗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产生条件，而使他所揭示的过程已经发展了的内在规定与社会表面的竞争和资本家的观念相联系，从而阐明这种内在规定必然颠倒表现而接近社会表象。[419]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420]这就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421]。这种批判，首先是对历来的著作家的论述方法的否定。他们是“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而马克思的叙述方法，则“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422]和马克思敌对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些评价的确反映了马克思叙述的特点。但是，仅仅这样看还是十分肤浅的，因为马克思批判性的叙述，主要表现在它赋予材料以生命力，并且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并加以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既重视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还重视根据内在的抽象规定再现整体，并且还要在逻辑发展过程中科学地反映对象发展的历史。这就和庸俗经济学的表象法、古典经济学把简单规定和复杂问题混为一谈的强制抽象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并使之相形见绌。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还形成特定的范式，使深化研究与外化表现相统一。

显然，这些批判在终篇更加集中，因为接近终点，基本理论臻于完成或具体化，批判亦随之臻于具体化。在这里，批判“三位一体公式”是显而易见的，批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也是集中的，其批判性地创建、批判地叙述更见功夫、功力。特别是通过批判完全描述社会表象的“三位一体公式”，并在分析它产生的客观条件使他所揭示的内在规定顺理成章地接近了社会现实。这种阐述是空前合理的。在李嘉图那里，也曾努力实现内在规定与社会表象的对接，以解释社会表象，但他没有找到由此及彼的路径，只是生硬地将最抽象的理论规定与最具体的经济现象直接对接。

事物的阶段性的历史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发展，阶段的上升并不是线性的缓慢的量变，而是转型发展的，一方面是事物或对象本身“幼年期”与“成年期”的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其运动条件的较大变化。因此，它往往表现为转型发展。由是，基本理论的范畴也要发生转型。客观过程的转型发展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转型，所以就必须采取理论范畴转型的方法来反映历史的变化。可见，转型绝非转轨。转轨之后，新的概念就与原有的概念脱离关系，就像原苏联转轨为俄罗斯之后，后者的社会性质就与前者没有关系一样。而转型则既没有割断历史，也没有改变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所以新范畴不过是原有范畴的变形，从而原有范畴与新范畴之间就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离开原有范畴的基本规定，新范畴就什么也不是。这样，范畴的转换既是基本理论的发展，又是原有逻辑的展开，起点范畴是包含着后续范畴的萌芽，后续范畴是发展了的原有范畴，直到最后又回到放大了的复杂化了的起点范畴。正如列宁所说的：“真理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终点，更确切些说，是在继续中。”[423]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以范畴的递延嬗变合理地再现过程的历史发展和轨迹。

显然，这样的理论体系绝非容易构建的，它包含的深刻内涵也非常人能够很快领会。诚然，人们也知道，不能割断历史，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反映发展了的过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更不是“昨天一种理论、今天一种理论”，不管两者有什么关系。当人们离开原有的理论，用一种新的更实用的理论替代它的时候，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和发展逻辑了。所以，这种彻底性极其重要，忽视这一规定，科学性就可能变味，降低为肤浅的合理性、实用性、时尚性。显然，那些具有一系列概念、模型但彼此之间并非紧密联系、甚至连起点都没有选择好，从来不考虑起点和过程、终点的逻辑关系的理论，其概念体系的推出和演变没有章法可循、不能反映过程或事物历史发展的理论，根本没有彻底性可言，自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理论。

以上所涉及的四个维度的批判，并非全都一样。第一、二种批判是针对特殊对象包括客观对象和相关的理论、思想，或者说，是站在对象和相关理论思想的外部，更确切地说，是站在其对立面来对它们进行批判。这也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狭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之所以重要，因为除无产阶级外，没有什么人能够敢于进行这种批判。虽然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运动也能、也曾在一定的范围、限度内进行自我批判，但充其量只是可以忍受的、肤浅的、小骂大帮忙式的纠正。而第三、四种批判则是针对自己理论的，是理论的自我发展和超越。显然，这种批判是要建造一个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以诉诸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大众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理论、旧思想的武器批判。相对而言，这种对他者的批判只是马克思科学批判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可以说是狭义的批判，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几方面批判的统一，涉及面广，可以看成广义的批判。根据马克思的科学逻辑，它们必定在理论结构的终点即终篇集成。这里，我们主要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的错误所进行的批判即狭义的批判，由于这是在终点处，要阐明理论内在规定与其社会表象的关系，涉及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科学表述，所以是广义批判的集合、总结。

三、《资本论》科学批判的彻底性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理论批判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是空前的、科学的。这既决定于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眼界，决定于他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还决定于他的理论的彻底性、方法的科学性、分析洞察力的深刻性，以及他对相关经济思想史、经济发展史及其相互联系的全面掌握、透彻了解，因此，他的批判性是彻底的。这种彻底性至少表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贯穿始终。从起点开篇到终篇，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贯穿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不管是古典学派还是庸俗学派的理论，都一一筛过。对这些批判，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陈列，只要看看他对古典学派的批判就够了。例如他指出：关于最基本的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424]。可见，古典学派研究的劳动价值论并非完全科学。以这样有缺陷的理论如何能支持整个理论体系的健康发展呢？如何能有效地避免庸俗化呢？如果说，在开头处论证劳动价值论的一般规定时，他主要以古典学派为批判对象，因为庸俗经济学在这个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上只有谬论，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观点，那么，随着研究的发展，到终点处，研究已经从对象内部延伸到对象的外部，这里要批判的当然主要是庸俗经济学了。道理很简单，流通和社会表面的竞争、过程的社会表象是庸俗经济学最感兴趣并且最着力反映的。[425]

如果从逻辑阶段的上升看，每当在上升的关键场合，马克思都结合批判而推进研究。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在于对象的发展不是发散的，它的开放式发展要沿着一定的方向、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从比较简单、低级的阶段向比较复杂、高级的阶段上升，是阶段性发展的。显然，阶段的上升本身就是客观对象的一种自我批判，因此，理论的发展也要以理论批判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客观的批判。从这种意义看，这种批判就可能不是“倾向性”的，而是“正面的叙述”[426]。例如，在论述价值生产向剩余价值生产转化时，马克思就加进了生产条件这一重要因素，说明在资本主义进入初级阶段的时候，生产条件和规模已经发生变化，因而相对劳动生产率也大幅提高，从而才能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限定在工作日的一定部分，才有剩余价值的产生。这样的论述过程似乎没有雷鸣电闪式的批判，但与古典经济学家论证利润(他们没有剩余价值的概念)相比完全不同，更显得科学与合理。当然，这个时候也不是没有带“倾向性”的批判，在论证资本总公式的时候，他也一再结合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

这种贯穿始终的批判与正面的论述一起展开，尽管篇幅很大、内容丰富，但绝非蜻蜓点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彼此之间紧密连贯的。之所以能这样，因为所批判的思想或理论是安排在连贯的逻辑过程之中实施的，是根据研究和论述的进度、深度等需要而安排的。对一些比较有影响、比较阴险或错误较隐秘的理论思想，马克思还不止一次地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批判。

二是彻里彻外。经济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有看得见的过程发展，看得见的现象，更有许多看不见的但又主导过程发展的内在规定。众所周知，任何过程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的，这种规律和本质一样，是看不见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定。相对而言，本质规定是决定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属更深的层面。其规律、本质就是列宁所说的一级本质、二级本质。[427]如果借用哲学的语言，看得见的层面是直接性的，看不见的则是间接性的，因为它要透过事物的存在、通过事物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包含其中的内在规定。这样看来，经济发展过程有两个大层面、至少四重小层面：能够直接观察的直接性层面有两重：一是过程运动本身，二是过程的某种表现形式；不能直接观察的间接性层面至少有两重：一是过程运动的规律，二是事物的本质规定。要全面彻底地再现具体，就必须完全地涉及这四个层面。这四重层面是紧密结合着的，不能随意将它们分割开来。正因为这样，在实施狭义的批判时，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过程的混乱、野蛮实施鞑罚，而是更深入其内层，发掘其规律和本质，鉴于客观对象包含有内外层面，他还着力阐明对象深层规定与外层表现的联系。人们普遍认为，理论能够达到最深层的规定，是其科学性的重要表现。固然，科学研究就是要揭示一般人所看不见的内在规定，但是，这些内在规定是在暂时撇开了许多条件、因素的情况下达到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甚至是与现实相去甚远的。马克思举例说：“物理学家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428]，经济学研究也是这样。因此，研究所揭示的内在规定必然远离现实过程，于是，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从极其抽象的状态下回过头来，结合原先被暂时撇开的条件，阐明抽象规定的具体化。要使之能说服人，还要阐明这种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这样做不仅是逻辑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事物的固有本性所要求的。在天文学史上，哥白尼首创的“日心说”虽然揭示了地球运动的规律，在当时却受到人们的怀疑。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太阳围绕着地球转。可见，哥白尼的学说还不是彻底科学的。后来，天文学进一步阐明，由于人们是站在地球上观察地球与太阳之间关系的，而地球会自转，所以“地球绕太阳转”这种人们看不见的本质规定就颠倒地表现为“太阳绕地球转”这种现象。只有这样，天文学才真正成为科学，才能说服群众，不受教会的蒙骗。显然，科学研究要再现具体，必须既有深化、揭示内在规定，又能合理地阐明内在规定的外化，使内在规定与外在表现建立起联系并统一。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彻底科学的，才能接近、解释现实，才可以掌握群众。如果只有深化没有外化，就意味着它还只是半截子的。就马克思的理论而言，它深入地揭示资本运动的规律、运动，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他就不仅在理论的内在规定方面，对古典学派进行深刻的批判，而且在内在规定的外化表现上，对庸俗经济学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尤其在终篇，后者更为集中、全方位，更有穿透力、震撼力。

三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资本论》不仅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对主要过程、理论的批判深入浅出(彻里彻外)，而且涉及面非常广。恩格斯曾这样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考夫曼也发现，马克思“说了很多激烈的批评的话，对几乎所有的人都骂了”[429]。可见，他的批判不是针对某个、某些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不仅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还顺藤摸瓜，直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甚至资产阶级的观念。即以“萨伊公式”而论，马克思的分析批判是多层面的。先是从其形式来批其不合理和偷换概念，再深入揭露其内容的不合理，即用三个所谓的价值“源泉”来替代社会劳动这个唯一源泉。但批判还没有完成，他还进一步分析“萨伊公式”错误的理论根源，还有，更联系竞争和流通来分析它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最后，又再将“萨伊公式”所表现的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将批判延伸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四是公正的、历史的。马克思虽然自称“代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430]，但并不狭隘，他以无产阶级宽大的胸怀和眼界、站在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当然是他的那个时代的制高点)俯瞰资本运动和资产阶级理论，并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不仅公正地承认资本运动有“文明面”，而且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或一棍打翻一船人。例如，在终篇他倾力批判的萨伊，他是持分析态度的：“萨伊同例如巴师夏比较起来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说来还是未发展的。”[431]所以，有些比较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都禁不住赞叹：“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