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来源地的差异与影响

2.3.2　外商投资来源地的差异与影响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利用外资来源地结构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尽管来源地广泛，但主要来源于少数国家或地区;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外资占有很大比重，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外资相对很少。外资来源地结构的问题不在于来源地本身，是由不同来源地的投资特点决定的。不同来源地外资投资动机和行为的差异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种影响。

1.不同来源地外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在2010年出口200强榜单上，共有152家外商投资企业上榜，合计涉及出口值3102.7亿美元，占200强企业出口总值的比重高达78.1%。鉴于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完成的，所以在后危机时代，扩大外资规模能够有效缓解出口的萎缩。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作用是不同的。

港澳台地区对内地投资项目多，规模小，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这类企业主要是把中国大陆作为生产和出口的平台，资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其产品以外销为主。加工贸易的投资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港澳台企业的进口多以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出口多以劳动密集型的工艺品、小家电，低加工的电子类产品等为主，高新技术类的产品较少，或虽为高新技术类产品，但在内地仅为代加工，产业链短，所获贸易效益有限。

从半成品和零部件的进口情况来看，日资企业将中国作为其国内的“加工基地”，其产品以返销国内为主。所以，日本在中国的企业多以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日本对华投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结构。近几年我国对日出口的制成品尤其是机电产品大幅提高，出口的主体多为日资企业。2010中国对日出口总额979.1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354.6亿美元，是对日出口最多的产品，占总额的36.2%。

随着韩国对华投资的迅猛增长，韩资企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不断增强。韩国对华投资企业的行业结构与两国贸易产品构成具有一致性，显示了韩国对华投资对中韩贸易的拉动作用。韩国是我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对韩贸易逆差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日益增多的韩资企业从韩国进口原材料、设备，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后，大部分出口欧美，小部分返销韩国。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其全球采购中心在中国的建立，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不仅被用于在华投资企业本身，还通过该企业的全球供应和销售网络，提供给全球其他经营网点，这也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外贸出口。但欧美企业投资更多的是看中我国巨大的国内潜在市场。来华投资的欧美企业，尤其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其在华投资的项目一般都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技术工艺和产品，同时企业经营注重研发本地化，开发和占领当地市场。总体来看，欧美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不如日资企业强。但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和知识比较密集，对改善我国出口结构比较有利。如美国企业集中于资讯、机械、化工、电子、汽车等高新技术领域，而欧盟企业集中于汽车及零部件、医药及医疗器材、通信设备、电力等高新技术领域。欧美企业的这一投资特点也有利于促进整个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从而促进我国出口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提升。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来源地外资在改善我国贸易结构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中国港澳台地区资本由于与祖国大陆地缘的接近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最早大举进入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港澳台地区资本投入国内制造业，这类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能力都远远高于国内企业，所以带来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大幅提高，客观上改善了出口结构。⁽²⁾但现阶段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澳台企业对改善我国贸易结构作用不大。从日本对华投资的发展来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目的正在发生较大转变，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市场开拓型”。一些传统产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正在积极谋求海外发展空间。以投资促出口仍然是日本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但随着中日两国经贸的发展，日资企业开始越来越重视开发我国国内市场。韩国在华投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项目平均投资仅为几十万美元，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比重较大，如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容易受投资环境的影响，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尚不能产生稳定的作用。欧盟企业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我国市场，将在华投资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虽出口倾向不强，但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居多，对改善我国出口结构比较有利。总体来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能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呈现出不确定性。

2.不同来源地外资的产业投向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制造业是中国香港地区的主要投资领域，但近年来香港的投资结构趋于优化，港商在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明显减慢，占总投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而在高技术产业和服务领域投资比重上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的投资额快速增长。房地产、金融保险、批发零售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增长也尤为显著。从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特别是电子机电产品的生产占有较大比例，这也与台资企业多从事加工贸易相一致。日本的投资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中心展开的，在制造业内部日资企业主要投资于电器、机械、运输和纺织等行业。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日本国内竞争能力的下降，日本投资也开始从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技术开发。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涉及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业、房地产等各个行业，其中以制造业为重点并向服务业转移。美国是全球服务外包最多的国家，服务业将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投资的重点领域。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较快，2010年已跃居第三位。从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考察，其以服务业为主，但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却以制造业为主，表明其未来对华投资服务业潜力巨大。在中国加入WTO后，随着相关产业开放度的提高，韩国对家电、通信设备及汽车等行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在未来几年中，随着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韩国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大。

2010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99.63亿美元，占总利用外资的47.25%，虽远低于服务业占全球FDI的比重，但已接近中国第二产业使用外资的比重。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哪个外资来源地，服务业都是其对华投资的未来发展方向。

3.不同来源地外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效应

美国对外投资主体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并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带来的中美技术转移数额巨大。2010年我国从美国技术引进的合同金额57.5亿美元，占中国技术引进总额的22.4%。遗憾的是技术转移虽数额巨大，真正高新技术的数量非常少，美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并没有产生出我们期待的很大的技术外溢。这与美国公司采取全球分散化研发、生产、组装等措施保证其核心技术不扩散有关，也与我国内资企业消化吸收能力欠缺有关。日资企业通过注册专利实现技术控制。2009年日本在华注册的专利为34381件，占中国所有外资企业注册专利的34.7%，位居第一。日本在华研发机构以辅助性研发机构居多，绝大多数研发活动都是以中国市场需求为目标，很少进行创新型研究，通过多层级的研发分工实现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欧盟在华直接投资技术含量较高，是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主要渠道之一。更重要的是，欧盟的技术保护策略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来说较宽松，这为中国企业获得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了可能。2010年欧盟地区是我国技术引进最多的国家或地区，合同金额占总引进额的30.5%。韩国企业的本土化水平相当低，在韩国企业中中国员工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比重很低，大多数企业还是选择把研发中心设在韩国国内，在转让技术方面也非常保守。港台企业的技术转移形式单一、间接、层次较低，但正是由于港台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相近，联系密切，内资企业获得其行业间技术外溢效应的可能会高于其他外资来源。

4.不同来源地外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位因素是外商进行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不同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投资相对集中在某些地区。中国香港投资最为集中的5个省是广东、江苏、辽宁、天津、浙江;日本投资集中在江苏、辽宁、广东、上海、浙江;美国投资集中在江苏、辽宁、天津、内蒙古、上海;韩国投资集中在辽宁、天津、山东;新加坡投资集中在江苏、天津、山东、广东、上海。⁽³⁾这些省市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各个外资来源地对华投资的绝大多数。

不同来源地外商投资的区域偏好也加剧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以日韩投资为特色的环渤海地区，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主体的长三角地区，以中国台湾投资为主体的闽南地区，以中国港澳台为主体的珠江三角地区。不同来源地FDI在华的投资分布均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东部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聚集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基础，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各项优惠政策的实施，我国鼓励外商逐步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但引资规模小、比重低，在短期内能否承接产业转移还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