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程度及差异度分析

五、影响程度及差异度分析

（一）联盟关系风险总体影响程度分析

通过SPSS对问卷调查进行描述性的频次分析和加权平均值计算，得到表4-8中所示的被调研的企业家对三大类联盟关系风内源性影响程度的统计结果。

表4-8　联盟关系风险总体影响程度

从表4-8中可看出经济类因素、关系类因素以及时间类因素对联盟关系风险的内源性影响有一个排序，平均分值分别达到8.52、7.64和5.36。这说明了三大类总体指标衡量对关系风险的影响程度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在分值上存在一定的排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三大类指标的影响程度在浙江企业家中的重要性的细微差别。企业参与联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利润，所以相对而言经济类因素排在第一位。由于关系类因素反映了联盟双方为获得收益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等，相对排在第二也是合理的。而时间类因素排在第三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程中，企业跨国联盟进入中国企业家的决策范畴的历史不算长，从波导与西门子、娃哈哈与达能等之间的跨国联盟从形成到破裂看，浙江省的企业跨国联盟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因此相对排序在第三位，当然，其重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另外，经济类因素与关系类因素的变异系数较小，均为0.19，数据离散程度不大，比较集中于均值周围。虽然时间类因素的变异系数为0.39，稍显大，但0.39＜0.5，说明离散程度不算很大，企业家对时间类因素的影响程度的评价也比较集中在其均值周围。

（二）评价指标影响程度的基本概况分析

为了分析联盟关系风险形成机制的内源性影响因素的具体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对这些具体指标进行频次分析和加权平均值的计算，如表4-9所示。浙江企业家对关系风险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平均分达到6.18分，介于“高（7分）”和“较高（5分）”之间。浙江省企业家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评价有一个排序，其中得分属于第一层次的有：文化差异度（7.23）、目标性相容性（7.24）、股权参与量（6.4）、非对称的联盟专用性投资（6.82）、共同利益（6.45）及其未来阴影（6.71）。这与企业在寻找跨国联盟时的实际情况是较为相似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文化差异度和目标相容性有突出的表现。从全国的范围看，上汽与韩国双龙汽车、台湾明基与西门子之间联盟合作的失败；小范围的到浙江省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联盟解体，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得分相对较低一点的有领域一致性（5.47）、分配的公平度（5.47）、学习竞赛（5.55）及其合作历史（5.60）。当联盟企业中股权分配比例较为确定后，在分配公平度、领域一致性等方面，联盟双方都是心里有数的，加上有所在国法律体系的保护，企业家对这方面的担心相对较小一点。另外，目前浙江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联盟，双方之间的合作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对技术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因此学习竞赛等影响程度相对也小点。

表4-9　关系风险形成机制的内源性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一览表

（三）评价指标影响程度的差异程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把握浙江省企业家对联盟关系风险影响程度的指标评价的差异程度，采用变异系系数（CV）。变异系数是用来考察内源性因素的差异程度的大小，它能说明样本个体与平均值的离散程度，CV越大，表示影响程度的差异性越大。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Std.D为标准差；X为均值，其值列于表4-9中。由表4-9可知，大部分因素的CV指标值都位于0.20～0.30之间，属于差异度较小的范围内。由文化差异度（0.21）、目标性相容性（0.19）、股权参与量（0.25）、非对称的联盟专用性投资（0.24）等的CV指标确值可以看出，浙江省企业家对这些指标影响程度的评价保持了一致性。而领域一致性（0.37）和合作历史（0.34）的CV指标值稍显大点，但都还是小于0.5的水平的，且离散程度不大，还是比较集中于均值周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