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虎(1)
［摘 要］中日贸易历史悠久，总量巨大，由互补关系形成的贸易结构是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贸易产品的差异具有哪些特征？1992～2012年期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收支结构长期逆差，进出口结构20年间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显著改善，反映了中日贸易是典型的加工合作型、投资拉动型的产品国际分工关系。文章提出了要继续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必须以科技创新突破比较优势路径依赖的观点。
［关键词］中日贸易；贸易结构；产品差异；科技创新
中国与日本为一依带水的邻国，都是世界及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已形成互补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与对外开放扩大，中日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2年的10亿美元到2011年逾3000亿美元，双方都已成为主要贸易伙伴国。
贸易总量的大小反映的是双边生产能力及市场需求状况，而产品差异及贸易结构显示的是双边分工合作的基础、互为依存的关系。对外贸易的最终目的在于互通有无、互利互惠，促进经济建设共同发展。虽然中国与日本现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但两国之间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并不相同，中国仍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仍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一，由此形成的贸易产品的差异状况、结构关系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因为贸易总量的提高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本文将在回顾中日贸易发展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与日本贸易产品的差异性及贸易结构，以此揭示我国优化贸易结构、尽快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由于各国统计的口径有所不同，公布的进出口数据误差较大，为此，本文所使用的贸易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
日本是中国的传统外贸市场，也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双边贸易额在1956年超过1亿美元，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为10.37亿美元，1981年超过100亿美元，10年内扩大了10倍。在经过了十多年的稳定增长期之后，199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69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通过推进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逐步开放市场，积极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努力扩大与各国的经贸往来等各项举措，迎来了崭新的对外经贸合作发展时期。
图1 中日进出口贸易额与年增长率
2002年，中日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2000亿美元，2011年突破3000亿美元，更新了史上最高纪录。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对外经济合作，同时也促进了中日贸易的发展。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25.83万亿人民币（折合4.16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额为3125.5亿美元，占比为7.51％。
图2 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及占比（单位：万亿美元，％）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由于两国经济发展历史不同，资源禀赋等要素条件不同，双方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形成互补关系。日本在资本及技术研发方面，在汽车、电机、电子电器、机械设备等产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但都受到本国市场规模的限制，受到国际汇率的影响，因而必须依靠出口、对外投资才能发挥其优势，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而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具有13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容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极大的需求。这种互补关系，再加上地理位置接近使运输成本较低，从而使中国和日本有可能形成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使我国的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中日贸易比重在中国入世前曾一度占据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0％以上，而位于对外开放前沿的上海，与日本的贸易量在上海对外贸易总量中甚至长期保持着1/3～1/4的比例。
以上海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采取了贸易多元化战略，调整了外贸市场的结构，并积极开拓南美、中东、南非和俄罗斯等新的市场。1998年，对亚洲市场的出口减少了6.87％，对欧洲的出口增加了25.56％，对拉丁美洲增加了27.41％，对大洋洲地区增加了7.85％。调整后，上海口岸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从1996年的17.21％提高至2000年的20.85％，对欧洲的出口从1996年的17.68％提高到2000年的20.69％。对日本的出口则从1996年的26.80％下降到2000年的22.26％，尽管如此，从上海口岸进出口额的地区构成来看，2000年对日本的进口（占比24.62％）和出口仍然都位居第一，领先美国和欧洲(2)。
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与各国的经贸合作，对外贸易得到飞跃发展。1992～2002年，中国对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速为14.1％，同期，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年平均增速为14.7％，高于世界贸易的增速。中国加入WTO之后，在2002～2012年，中国对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7％，同期，中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年平均增速为11.4％，显著低于世界贸易的增速。尽管2002年以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增速有所下降，但就国家双边贸易额占比而言仍然位居前列。中日贸易出现的这种高位徘徊现象，一方面意味着中日贸易关系的成熟化和稳定化，同时也反映出中日贸易进入了疲劳期或停滞期(3)。
图3 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1992～2013）
一国工业化程度的高低主要体现在附加值较高的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能力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似乎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只要市场是处于竞争条件下，整个地区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并且同时达到经济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理由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区内会出现高度复杂的子区域分工。
中国是东亚地区发展中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国际产业资本以FDI的形式大规模流入，利用加工贸易方式，助推了中国工业化的长期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比较复杂，自80年代后期以来，既出现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出现了长江三角洲“出口导向/进口替代”混合型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了中国参与地区分工模式的多元化。实际上，解释东亚地区增长模式的“雁行”理论也曾认为中国在各种工业生产水平对处于“雁队”不同位置的大雁，都具有互补性和竞争性的潜力(4)。
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Rev3，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Revision 3）观察，中国农产品、原料和其他产品（SITC第0类至第4类以及第9类）的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占50％比重以上，进入90年代以后不断下降。第5类、第6类、第8类产品比重没有显著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出口比重在2002年开始迅速扩大。SITC第7类主要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目前，中国对世界、对日本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第7类及第8类（杂项制造品）。
1992年，中国对日本SITC第7类产品的出口占当年对日出口总额的4.9％，此后占比不断稳步上升，2002年达到32.2％，2010年达到最高值39.8％，2012年下降至37.9％。而同产品从日本的进口占比，1992年至2012年的20年间则始终保持在50％至60％左右（见图4、图5）。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呈明显上升的态势，反映了两国不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及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状况的变化。
图4 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变化（SITC.Rev3分类）
图5 中国从日本进口贸易商品结构变化（SITC.Rev3分类）
现代国际贸易中出现更多的是呢绒与呢绒、葡萄酒与葡萄酒交换的模式，即相同或相似产品出口与进口同时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当今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属于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产品最细分类共有3121项，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有2470项，进口有2447项，其中2272项为产业内双向贸易，占比达到73％。
新贸易理论认为，由于追求差异性消费的消费者偏好和基于差异性生产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促成了全球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到各国产业内贸易的产品都存在着“差异”这一特征，并可以证明产品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的前提。
我们利用联合国统计司以及中日两国相关数据，根据笔者（2013）提出的度量模型(5)，对2006年、2010年中日贸易产品分别作了差异性度量。从中日贸易产品差异性可以看到，体现为生产投入要素差异（科技研发）的同质性H，2010年的产品种类（按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大类）比2006年，明显增多。2006年，同质性在0.5以上的仅有黑色金属和饮料；2010年，同质性大于0.5的除了之前的黑色金属和饮料之外，还增加了金属制品、造纸、印刷、石油和食品，表明中国与日本在这些产业产品的研发投入、科技进步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而体现为消费要素差异（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替代性A，2010年的产品种类（GB大类）比2006年明显减少。2006年，替代性A在0.5以上的产品有造纸、化纤、交运、食品、橡胶、化学、非金属、木材、纺织、服装、皮革等11个行业，而在2010年则减为有色金属、化纤、化学、非金属、木材、家具等6个行业。2010年替代性A大于0.5以上的产品具有明显的基础材料的特性，而比2006年减少的产品则具有鲜明的制成品的特征，显示了中日两国制成品的特色差异正在逐渐扩大，产品创新不断得到提高。
图6 2006年中日贸易产品差异性
图7 2010年中日贸易产品差异性
数据来源：1．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日本统计年鉴，3．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收支，从总体而言，入超年份多于出超年份，且入超值逐年增大。20世纪70～90年代前半期几乎都处于入超状态，但收支差额不大，基本保持贸易平衡。90年代后半期连续5年出现出超之后，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逆差持续扩大状态。2007～2009年的净贸易额为负300亿美元，2010年达到历史最高值的负532亿美元，2011年开始巨额出超有所缓和。
中日贸易产生巨大逆差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中日产业结构、产品差异性较大，中国对日本高端零部件需求较大。尽管中日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转化，但总体来看，日本在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方面仍占优势，这是致使中国长期对日贸易赤字的结构性原因。2011年、2012年中国对日贸易出现入超大幅减少，其原因并非是中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而是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及其核电站泄漏事件的创伤，导致日本国内所有核电站一度全部停运，汽车、电机、通信设备等企业遭到损坏、停产，以及由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引发的中日外交关系紧张等原因。
图8 中日贸易净出口额变动（单位：十亿美元）
中日贸易收支结构长期不平衡带来的结果是将“日美贸易摩擦”的一部分转化为“中美贸易摩擦”，即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国因加工贸易而背负了日本的对美顺差，是在华日企对第三国的间接出口。显然，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下去，将不利于中国贸易总体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中日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国际贸易起源的基础在于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不同的产业分工形成了不同的进出口结构。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凡是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更加低廉的价格供应的商品，最好是用我们自己的按某种优势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去购买它(6)。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来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7)。新贸易理论认为，“我们能够说的第一件事是规模经济导致国际分工。其原因就在于：每个报酬递增的产业都向一个国家集聚，所以即使各国之间要素禀赋相同仍然还会形成国际分工，而且规模经济一定会导致贸易产生”(8)。
上述观点可以简要归纳为：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基础，一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另一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规模报酬递增。
经济全球化带来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扩展，国际贸易交易的对象也从商品发展到资本、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从最终产品发展到中间产品、原材料。
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贸易对象的变化，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国进出口产品结构（能够出口什么产品，需要进口什么产品）主要是由劳动分工决定的，但这种劳动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与科学进步、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断优化的。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一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是数量的扩张并不能替代创新发展，也不等于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中国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占据了半数，对外贸易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端。我们利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对中国与日本1992年至2012年期间共计12万条进出口贸易记录进行了分类整理，统计表明：在这20年期间，中日进出口贸易只有量的扩大，而没有结构性的变化。
1．根据GB大类的统计分析
外贸结构可以划分为产品结构、国际市场结构、国内区域结构、经营主体结构、贸易方式结构等。其中，产品结构又可按资本技术密集特征（TC）、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特定产业（高新技术、文化创意等）、生产工序（SCMP）等不同视角作进一步细分。
图9是根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标准，将中日贸易数据归类至01～43大类，得到的各行业进出口净贸易额。统计表明，20年间始终处于出超的大类产品有22个行业，其中出超值最大的前三位行业是13食品、17纺织、18服装。前期出超而后期入超的行业有25石油、27医药、31非金属。全部为入超的有13个行业，其中入超值最大的前三位行业是35通用设备、26化学、37交运设备。前期入超而后期出超的产品只有40通信。数据表明，中日贸易进出口产品结构处于长期失衡状态，产业分工结构没有得到改善。
图9 1992年至2012年中日贸易净出口额（按GB大类统计）
注：图中数据标注“2012，17，13.4”表示“2012年，GB第17大类（纺织业），13.4十亿美元”，其余类推。
表1 中日贸易净出口状况统计描述——按行业分（1992～2012）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40通信大类，该行业产品在1992年至2010年期间全部为入超，2011年之后表现为出超。一般认为，产品由入超转为出超即意味着出口竞争力得到改善，是生产力的提高。尤其是40大类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是体现一国科研水平的标志性产业。由于本文是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比较，因此是否更可以认为中国通信设备业的创新能力已经超越了日本呢？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地做出以上判断。众所周知，这里既有中国本土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更有国际产业转移、产业垂直分工的结果。GB40大类2011年、2012年表现为中国出超，其主要原因在于从日本进口的集成电路、印制电路板数量大幅减少。
细分历年中日贸易GB40大类产品就可以发现，入超的前三位是GB小类4053集成电路、4052半导体分立器件、4062印制电路板，出超的前三位是GB小类4041电子计算机整机、4071家用影视设备、4032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这一现象大体上可以用“微笑曲线”理论来解释，即产业链中附加值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含量较高的环节，如研发、销售等，在国际分工中往往是难以转移的；在电子类产品的国际分工产业链中，中国基本上仍处于“加工制造”这一环节。这种产业间贸易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其实并非基于产品差异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的水平分工，而是一种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垂直型分工，中国仍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中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这一环节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甚至低于中等技能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
图10 中日贸易净出口额（按GB40大类统计）（单位：10亿美元）
2．根据工序产品的统计分析
同样，将中日贸易数据按工序产品结构进行归类作图，可以看到20年间，中间产品（加工品、部品）以及最终产品的资本品全部为中国入超，最终产品的消费品全部为中国出超。根据弗尔维（Falvey）和凯日科夫斯基（Kierzkowski）的F-K模型（1987年），即使不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效益，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也有可能存在：由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两国都有收入水平较高和较低的消费者（即使两国之间绝对水平有差距），所以就会分别对高低端的产品产生需求；如果两国要素禀赋/技术不同，两国分别在生产某种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样由于供给和需求的异地问题，就会产生产业内的国际交换。笔者认为，这一模型为中日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SITC第7类，参照图11）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框架。
图11 1992～2012年中日贸易净出口额（按产品生产工序统计）
2012年入超的中间产品主要有有机化学原料、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钢压延加工品、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器件、信息化学品、半导体分立器件、专用化学产品、铜冶炼品、常用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品、内燃机配件等。同年入超的资本品主要有金属加工机械、光学仪器、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纺织专用设备、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建筑工程用机械、内燃机、橡胶加工专用设备、泵及真空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金属成形机床、汽车整车、起重运输设备、电子测量仪器、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等。
如果根据传统贸易理论或新张伯伦模型等新贸易理论来分析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显然不充分、不完全。其原因主要有，之前的主流贸易理论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是最终产品，且暗含着一个基本假定，即产品生产都集中在一个企业空间内完成，所有工序都有不变的生产函数，因而没有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发生工序和区段国际分工的可能，也没有考虑即使是一体化的生产，也会由于分工而发生投入要素组合细微变化的可能。而现实世界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最终产品的交易关系，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变为跨国公司所组织的产品及其零部件直至工艺的分工关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指出，“跨国公司除了建立它们的子公司之外，常常起着协调地方制造商的作用。在不少技术复杂的活动中，跨国公司特别重要，因为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其国际生产体制内部的行为。零件和部件的贸易，尤其是有活力的产业的零部件贸易，变得更加重要，这表明了一种日益走向与国际生产体制相联系的贸易专门化的潮流”(9)。
从图11可以看到，中日贸易关系是典型的加工合作型、投资拉动型的工序产品国际分工关系。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日本是对华投资主要国家之一，日本主要大公司在中国均建有工厂。据日本帝国DATABANK调研公司一项关于在华日企数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8月底，进驻中国的日资企业数已经达到14394家，其中5951家为制造业，占比为41％。另据日本产业省2012年7月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的有效回答，在中国本土的2824家制造业企业雇用从业人员1581420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表明，日本历年对中国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远大于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
图12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引自Wind资讯，www.wind.com.cn。
中日之间形成的产业互补，出现的“加工出口导向工业化”“加工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是我国从基本国情出发，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贸发展道路。我国充分利用人口多、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设立经济特区到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沿海到内地，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打破发展中国家依靠贸易保护谋求发展的传统模式，在开放和竞争中求进步、谋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外贸发展道路，也为丰富世界各国外贸发展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10)。
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当东道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投资国的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目前在华日资企业已在为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土地价格上涨而感到困惑；二是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垄断高新技术及高技术产品，转移的只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序和产品生产，使发展中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或生产初级产品，这在图11、图13中得到证明；三是容易使东道国陷入“比较优势路径依赖”的惯性，习惯依赖数量和价格优势，缺乏甚至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20年间，中日贸易产品分工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端，显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既不利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
3．根据资本技术密集特征的统计分析
我们再将同样20年12万条中日贸易数据按资本技术密集特征（TC）统计分析，仍然可以看到多年来产品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的现实。
贸易货物中，各产品组（产业）的技术含量、资本密度、产业规模特征的组合都有所不同，根据组合程度的不同，可以将产品、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资本密集型等不同类别。按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及规模特征的分类（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tensities and scale characteristics，TC）就是对上述这种现象的界定和划分，简称为按TC密集度分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加快，以高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已成为国际市场上主要角逐对象。产品的进出口状况可以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科技进步水平、反映生产力的重要指标。综合OECD、欧盟和联合国的工作成果，我们将SITC五位代码分类的所有贸易产品按其技术和资本密集特征分为A～H共8个类型(11)，分别为：
图13显示，1992～2012年中国在A、B、C三类劳动密集型和低技能技术货物贸易中始终处于对日本的出超，而在D、E两类中高技能技术货物贸易中始终处于对日本的入超。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依赖性产品类大幅出超，而在中高技能技术产品类则大幅入超，这一格局不难从基于要素禀赋的国际分工理论中找到支持。
图13 1992～2012年中日贸易净出口额（按资本技术密集度统计）
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A、B、C三类产品共计为686.5亿美元，出口D、E两类产品共计为695.9亿美元；从日本进口A、B、C三类产品共计为297.8亿美元，从日本进口D、E两类产品共计为1223.1亿美元。当年贸易总额入超130.6亿美元。
2012年，D类净贸易额位于入超前列的产品是汽车整车、金属加工机械、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金属切削机床、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内燃机及配件、电池、纺织专用设备、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印制电路板。同年，E类净贸易额位于入超前列的产品是有机化学原料、光学仪器、初级形态的塑料及合成树脂、信息化学品、半导体分立器件、专用化学产品、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电子元件及组件等。
以上各个视角的分析都揭示了“中日贸易数量扩展十分显著，但产品进出口结构少有实质性改变”这个事实。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剧，如何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尽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是发展对外贸易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
笔者曾使用上述贸易数据来对中日工序产品进行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进出口贸易结构，其实质是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所以采用因变量为中国与日本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IIT≥0.4），自变量采用规模经济、要素禀赋、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外企因素，共5个要素11个指标。检验模型为：
在中日工序产品实证检验中，我们发现：
（1）在中日产业内贸易中，规模经济因素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其中，固定费用比率（FixR）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表明固定成本递减将促进产业内贸易，验证了固定资产比例下降促进规模经济的假设。
（2）体现要素禀赋因素的资本劳动比率，对最终产品检验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中间产品则影响不明，表明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促进了最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而这正暗示着在中日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的行业（如GB40大类）呈现的是产业垂直分工的状态，中国只是日本企业产品的组装基地。
（3）市场结构因素显著。中日最终产品产业内贸易企业平均规模（AvgS）系数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而ExportC（出口交货值集中度R10）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中日产业内贸易。而中间产品同样影响不明，表明了中国从日本进口中间产品、出口最终产品这一事实。
（4）产品差异因素检验结果均为负，反映了中国企业科研力量薄弱，新产品少，且产品价格低廉是中日产业内贸易的现状。
（5）外资因素显著。外企资产占比（FA）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外资企业的投入对产业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与预期一致。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中日产业内贸易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受到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产品价格差异（较大）、外资投入影响（明显），而技术开发薄弱则反映了中国加工贸易的特征。
中日贸易的前景如何？中国应该作怎样的努力？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的重要国家，中日两国之间有着经贸交往的悠久历史，有着隔海毗邻的地缘优势，有着禀赋要素互补的客观条件，有着分工合作的产业基础，有着不同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有着互利共赢的发展愿望。在当今相互依存的时代，中日两国保持友好经贸合作关系对于21世纪的东亚、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因此，中日经贸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
对于中日贸易近期、中期的前景，我们总的判断是：贸易总量将有波动增大，但限于庞大的基数，增幅不会太大；贸易收支逐步趋向平衡，但中国仍有较大的逆差；产品进出口结构将会有调整，但基本格局不变。
第一，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持续向好。内需导向转为替代导向，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步升级，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高新技术设备需求增大，13亿人口居民消费增长潜力日益显现，上海自贸区试点的推广将进一步优化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
第二，日本国内经济增速递减趋势明显。日本贸易收支出现史上巨大赤字。2013年的日本《通商白书》称，2012年贸易收支为负6.9411兆日元，之前最大的赤字额是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负2.6129兆日元。日本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至今还未能恢复到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13年11月国际收支初值显示，日本与海外的实物、服务和投资等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出现5928亿日元赤字，创下1985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贸易逆差达1.25万亿日元。日本政府企图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增发日元，扩大出口，但实际效果并没有显现。
据日本财务省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日本国内企业销售额（不含金融业、保险业）在2011年、2012年分别比上年度下降0.3和0.5个百分点。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创新效应递减，缺乏经济增长突破点。制造业设备投资动向在2011年、2012年分别比上年下降0.1和2.2个百分点(12)。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产品进口开支增加引发生产成本上涨。企业（不含金融业、保险业）短期贷款连续3年负增长，2012年比上年度减少0.6％，长期贷款同比减少9.8％。据调查结果表明，在目前状况下，日本企业将加速向国外发展，预计三成日本大企业的国外销售额将在2015年超过50％(13)。
第三，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大于竞争。由于中日两国仍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的人力资本丰富；而日本的知识技术资源丰富，因此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中国出口产品与日本基本没有直接竞争关系。尽管中国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家电、半导体元器件、办公用机器等，但出口产品仍以纺织、食品和其他科技含量中低档的产品为主，且中国的劳动成本只有日本的10％左右(14)，以制造业普通工人工资为例，深圳为329美元，横滨为3306美元，无论日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都难以抹去中国相比日本拥有的成本优势。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表明，日本企业在海外的分布以及就业人数，中国均属最高(15)。
图14 日本海外企业地域分布比率变动
数据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2回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2012年7月调查）概要》。
表2 2011年在中国本土的日资企业数、从业者数及占全球比重
数据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2回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2012年7月调查）概要》。
事实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在经济、产业、贸易等方面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合作领域多于竞争领域。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对双方都带来了较大利益，形成了一种经济互补、合作发展的关系。显然，中日两国经贸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对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着需要改善中日进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但不必刻意追求中日贸易的绝对平衡。贸易平衡取决于双方的努力，取决于双方的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一方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在高新技术设备的对华出口方面能够迈出更加积极的步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首先，我们要继续发挥禀赋资源比较优势，加深贸易往来，促进直接投资，推动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深度合作，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和经济体系，形成融合发展的关系。
其次，我们必须突破依赖比较优势的思维惯性，突破依赖外企技术转让、技术外溢的思维惯性，积极创新，大胆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是支撑对外贸易发展的活力源泉。当代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根本上是创新能力之争。长期以来，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依赖数量和价格优势，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附加价值低。如果今后我国还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端，那么这既不利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
工业产品的竞争更多的是差异化产品的制造。在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之际，我们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产品技术上换代升级，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改造、提升现有企业，以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出具有差异性的新产品，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建立中日韩之间的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消除各种不利于自由贸易的障碍，解决当前中日双边贸易、投资下降的问题，采取各种政策手段来增大双边的进出口贸易。
第四，重视企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重视蓝领大学生的培养，创建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使之上升为国家战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企业的发展，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也在于企业，而位于企业的人才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新趋势表明，全球竞争将是创新的竞争，依靠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竞争力。改变中日贸易产品的差异状况、结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竞争力。
优化中日贸易结构、优化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对外贸易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培育新优势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宗旨，加快调整进出口战略，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尽管当前国际格局面临新的调整，影响全球、影响中日两国局势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只要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就会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1．保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
3．高虎城：《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载《国际商报》，2014年3月3日。
4．王虎：《上海与日本经贸合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同济亚太研究论丛2》，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
5．王虎：《产品差异性界定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6．王虎：《产业内贸易：结构、分类及差异性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
7．亚当·斯密：《国富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8．张季风：《后危机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编：《第三届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国际论坛文集（下）》，2010年6月。
9．日本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调查结果（2012年度）》，日本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2013年9月2日，见http://www.mof.go.jp/。
10．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2回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2012年7月调查）概要》，见http://www.meti.go.jp/。
11．日本能率协会JMA管理研究所：《2013年度（第35回）关于目前企业经营课题的调查结果》，2013年10月31日，见http://www.jma.or.jp/。
12．E．Chen，“The Trade Policy in Asia”，in Naya，S.，S．Mark and A．Fuentes，（eds.），1989.
13．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WIR/2002（Overview），http：/www.unctad.org/wir/。
————————————————————
(1) 王虎，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国际经济及日本经济。
(2) 王虎：《上海与日本经贸合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同济亚太研究论丛2》，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3) 张季风：《后危机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编：《第三届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国际论坛文集（下）》，东京：日本侨报社，2010年。
(4) E．Chen，“The Trade Policy in Asia”，in S．Naya，S．Mark，A．Fuentes（eds.），1989.
(5) 度量方法请参阅作者《产品差异性界定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6) 亚当·斯密：《国富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9～519页。
(7) 贝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41页。
(8) 保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9)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WIR/2002（Overview）［R］．See http://www.unctad.org/wir.
(10) 高虎城：《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载《国际商报》，2014年3月3日。
(11) 参阅王虎：《产业内贸易：结构、分类及差异性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
(12) 日本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调查结果（2012年度）》，日本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2013年9月2日，见http://www.mof.go.jp/。
(13) 日本能率协会JMA管理研究所：《2013年度（第35回）关于目前企业经营课题的调查结果》，2013年10月31日，见http://www.jma.or.jp/。
(14)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12年10～11月调查，中国上海的制造业普通工人工资为449美元，深圳的为329美元，青岛的为281美元，而日本大阪的为3126美元，千叶的为3406美元，横滨的为3306美元，见http://www.jetro.go.jp/indexj.html。
(15) 日本经济产业省：《第42回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2012年7月调查）概要》，见http://www.meti.go.jp/。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