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贫困程度的群体差异

贫困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贫困者所符合的社会救助政策项目。我国当前城市对贫困者救助的主要制度安排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制度主要政策对象是针对绝对贫困家庭，接受低保的家庭在贫困程度和生活状况应低于其他低收入者。本书实证部分通过对低收入职工中的低保户和非低保户的比较发现以下特点：

一是低保户的收入显著低于非低保户，低保户的家庭消费支出也显著少于非低保户，而且低保职工在洗衣机、电脑、固定电话、手机、照相机、摄像机、空调、微波炉、热水器的拥有率上都显著低于非低保职工。二是从储蓄行为比较来看，定期储蓄的非低保户比例要高于低保户，尽管卡方检验显示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性程度。从平均储蓄额来看，低保户的每月储蓄额显著低于非低保户。三是从住房状况来看，低保户的住房面积少于非低保户，尽管t检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显著性程度。四是从家庭成员数量来看，与低保户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平均人数要多于非低保户，而且低保户家庭的平均未成年人数、平均残疾人数、平均长期病人数均高于非低保户，低保户家庭平均老年人数基本等于非低保户。但从t检验的结果来看，低保户与非低保户在平均家庭成员数、平均未成年人数、平均老年人数、平均残疾人数和平均长期病人数都没有达到显著性程度。从我国当前低保政策实施情况来看，其主要依据是收入和消费支出而较少考虑家庭情况。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低保户的平均家庭成员数、未成年人数、残疾人数和长期病人数均要多于非低保户（尽管t检验结果未达到显著性程度）。从家庭的实际需要来看，家庭成员的数量和结构（特别是需要扶养的老年人数和未成年人数、需要照顾的残疾人和长期病人数）势必影响家庭收入和支出，这一点对于绝对贫困家庭和处于相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政策制定时都非常重要。实际上，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相对贫困家庭中的很大一部分由于家庭结构的原因（例如，小孩成长中教育费用的增加、家庭成员的老龄化导致医疗费用增加）迟早是要进入绝对贫困的状态。因此，在社会政策的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相对贫困的家庭结构特点应成为未来趋势。

对农民工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分组考察发现，农民工的贫困程度并不影响他们的消费结构，绝对贫困组和相对贫困组排在前三位的消费支出都是食品、住房和子女教育。但是，绝对贫困组和相对贫困组在消费支出总量和单项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是有明显差距。例如，绝对贫困组的食品开支不到相对贫困者的三分之二，而且绝对贫困组的恩格尔系数是40%，而相对贫困者的恩格尔系数只有36%。绝对贫困组的住房开支只有相对贫困组的58%，绝对贫困组子女教育支出只有相对贫困组的69%。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处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农民工，他们均缺少制度性社会政策支持，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救助措施也大都是临时性的，这一点跟城镇贫困职工有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