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差异对言语交际行为的影响

一、语境差异对言语交际行为的影响

一个言语交际行为的完成包括两个不可缺少的阶段：一是话语表达阶段，即说或写的行为和结果；一是话语理解阶段，即听或读的行为和结果。只有当这两个阶段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言语交际行为才完成。仅有说或写的行为和结果，只是一个言语行为，或者只是言语交际行为的一个环节；仅有听或读的行为和结果，也只是一个言语行为，或者只是言语交际行为的一个环节。两个环节结合起来才完成一次言语交际行为。

言语交际行为是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而发生和运行的，而交际主体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语境差异。因此我们在研究言语交际环境的时候，就不能不关注语境差异对于言语交际行为的影响。概括地说，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可能对言语交际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消极的影响，是指语境差异无助于言语交际行为的交际效果，甚至干扰或阻碍它的交际效果。所谓积极的影响，是指语境差异有助于言语交际行为的交际效果，甚至可能是言语交际行为获得某一交际效果的必要条件。

（一）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交际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就可能导致言语交际行为不能顺利地进行，交际者也不会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语境差异对于言语交际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方面。首先，语境差异可能会使说者的某一话语尝试（或者交谈意图）得不到对方的积极响应，因此言语交际行为无法进行。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的赵辛楣请方鸿渐等人吃饭。在几位先生等待苏小姐的时候，有下面一段情节：

……褚慎明危坐不说话，像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趣事而微笑，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蒙娜丽莎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鸿渐攀谈道：“褚先生最近研究些什么哲学问题？”

褚慎明神色慌忙，瞥了鸿渐一眼，别转头叫赵辛楣道：“老赵，苏小姐该来了。我这样等女人，生平是破例。”

此处，方鸿渐想与褚慎明交谈的努力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其原因就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差异：方鸿渐听赵辛楣介绍褚慎明是一位哲学家，哪儿知道他只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褚慎明表面摆出一副哲学家的架子，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的半斤八两。听到方鸿渐的攀谈，他顿时神色慌忙，转过头去向赵辛楣发牢骚，以此来逃避方鸿渐的问话。

再者，语境差异可能导致交际者不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话语，致使话语难以达到说者预期的交际效果。例如，刘克的中篇小说《古碉堡》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叛乱被平息之后，解放军程副司令员向在场的藏族群众挥手致意，欣然说道：“乡亲们，天亮了！”把获得解放说成天亮了，是在内地的老解放区常见的一种比喻说法。显然，在程副司令员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存在这一认知因素，所以他意图传达的话语意义是：受压迫的农奴即将迎来光明，获得彻底的解放。然而，在藏族群众的认知系统里，“天亮”一词的所指与“解放”一词的所指没有意义上的关联，也就是在他们的言语习惯中没有把“解放”比喻作“天亮”的用法。于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在程副司令员和在场的藏族群众之间出现了差异，导致在场的藏族群众听了程副司令员的这句话之后，都不禁感到一阵纳闷：天本来就没黑，太阳刚偏西，怎么又天亮了？语境差异导致了程副司令员没能获得预期的话语效果，而在场的藏族群众也没能领会程副司令员的话语意图。

其三，语境差异可能造成交际者之间的误解。一般说来，说者总是按照自己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来说出话语并赋予话语具体的意思，而听者也总是按照自己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来听话语并理解话语的具体意思。如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二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说者预期的话语意义与听者实际解读的意义就可能不一致，二者之间就会发生误解。例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老师给学生讲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著名的数论难题。初生牛犊的学生听了之后都很兴奋，都尝试着证明这个难题。第二天早晨上课的时候，几个学生兴冲冲地把自己的答卷送到老师的面前，说他们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下面是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在此，老师说的“算了”和学生说的“算了”是语言的同形异义结构。前者是“作罢，别再说了”的意思，后者是“演算了”的意思。但是，学生之所以对老师的话语含义产生了误解，不仅仅是因为“算了”是一个同形异义结构，更主要的是因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师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差异。在老师的认知系统里，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极其深奥的数论难题，不是眼前这些高中学生的知识能力所能及的，因此认为他们是不可能证明的。而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个难题的难度，认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觉得自己不仅能够解出来，而且还有多种不同的解法。这样，“算了”这一语言单位分别在老师和学生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实现了不同的话语意义。在老师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它实现的是“作罢，别再说了”的意思，而在学生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它实现的是“演算了”的意思。老师的话语意义被学生误解了。于是，老师只好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用话语信息来填补师生之间的语境差异所造成的信息空白，这才解除了学生的误解。

（二）语境差异的积极影响

但是，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不只是对言语交际行为具有消极的影响。适度的语境差异可能会对言语交际效果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认识语境差异的积极作用。首先，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所必需的。如果说话者之间没有语境差异，如果听话者之间没有语境差异，现实交际生活中的话语将是单一枯燥的，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同样一句话，张三是这样说的，李四却是那样说的；同样一句话，对你要这样说，对他却要那样说。引起这些不同说法的就是人们之间的语境差异。正是因为语境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同的说话者才可能有不同的话语表达，说话者才有针对不同交际对象选择不同话语的必要。正是因为语境差异的作用，交际者才能利用有限的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说或写出各种各样的、适合不同交际对象和目的的无限数量的话语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能有那么丰富多样的话语表达，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交际主体之间存在着语境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为话语意义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空间。说者或写者可以利用这一空间更加丰富地表达自己的话语意义和话语意图。下面是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语境差异的积极作用：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这首无题诗究竟是一首政治诗，还是一首爱情诗？作者是在直抒胸臆，还是在托意比兴？对此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如此，这首诗却被人们吟诵不绝。其原因就是作者在文字中隐去了诸如背景、题旨、对象等修辞因素，刻意营造了一种朦胧、虚幻、深沉的意境。这样，不同的读者便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按照自己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来领悟这首诗的内涵。每位读者都可以从这首诗里读出与自己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相对应和一致的意境，而这首诗也在不同读者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获得了不同的意境体现。

语言系统中的一些修辞手段是借助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交际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才体现出修辞效果的。例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打入威虎山匪窟，他献联络图有功，被座山雕委任为上校团副，众匪徒纷纷举杯为他庆功。杨子荣唱道：“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是一段双关性质的唱词：杨子荣表达的是他继续努力，誓死消灭土匪的决心；而众匪徒却理解为杨子荣死心投靠，继续为他们卖命的意思。如果没有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杨子荣与众匪徒之间出现差异，那么这一段唱词是不可能有双关语的修辞效果的。暗语也是借助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人们之间的差异而成为暗语的。例如，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正在小饭馆里与地下交通员联系，忽然有一个人冲着饭馆里面叫卖道：“卖白薯，卖白薯，一毛钱两个白薯。”李向阳和几个游击队员立刻听出是有两个特务来了，而饭馆里的其他顾客却只把这一句话理解成小商贩的叫卖。如果没有游击队员与饭馆里的其他顾客之间的语境差异，那么这句话也就不可能成为游击队员传递信息的一句暗语了。讽刺幽默的话语效果也是与语境差异有关的。例如鲁迅先生在小说《孔乙己》中用孔乙己开口不离“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语，刻画出了一个迂腐破落的文人形象。作品所产生的讽刺和幽默的效果是以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孔乙己和周围人之间的差异为基础的。

再者，交际者之间的语境差异可能会使话语获得比没有语境差异更好的交际效果。例如：《红楼梦》第八回“薛宝钗小恙梨香院，贾宝玉大醉绛云轩”中有一段描写宝玉在薛姨妈处喝酒的情节。薛姨妈要命丫鬟去烫暖了来喝，宝玉却不让去烫，说他只爱喝冷的。宝钗连忙阻拦，讲了一番喝冷酒的害处，劝他不要喝那冷的了。宝玉听她说得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烫了才喝。正巧，此时黛玉的丫鬟雪雁来给黛玉送小手炉。黛玉笑着问雪雁谁叫她送来的。雪雁回答说是紫鹃怕姑娘冷，让她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小手炉抱在怀中，一面笑着说道：

“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

黛玉的这句话表面上是怪雪雁只听紫鹃的话，不听自己的话。但实际上，她是在“指桑骂槐”地奚落宝玉，怪宝玉只听宝钗的话，不听自己的话。宝玉听出黛玉是在奚落他，但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地笑了一阵罢了。宝钗也听出了黛玉的话里话，但知道她如此惯了，也就没有理会她。只有薛姨妈不知就里，反问黛玉丫鬟们惦记着她有什么不好。黛玉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顺着薛姨妈的话把话题叉开了。此处，薛姨妈与宝黛钗之间的语境差异使得黛玉能够一方面奚落了宝玉，发泄了对宝钗的醋意，一方面又不被薛姨妈看出她们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尴尬。

再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的方鸿渐一行走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他们经过一座藤条扎的长桥。方鸿渐紧张地跟在孙小姐的身后，勉强过了桥之后，有下面一段情节：

辛楣笑说：“孙小姐，是你在前面领着他？还是他在后面照顾你？”鸿渐恍然明白，人家未必看出自己的懦怯无用，跟在孙小姐后面可以有两种解释，忙抢说：“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这对孙小姐是老实话，不好辩驳，而旁人听来，只觉得鸿渐在客气。鸿渐的虚荣心支使他把真话来掩饰事实；孙小姐似乎看穿他的用心，只笑笑，不说什么。

方鸿渐的一句“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既符合孙小姐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又符合赵辛楣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所以才可以有两种解释：对孙小姐而言是老实话，而对别人而言却是方鸿渐在客气。假设孙小姐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和别人的一样，或者别人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和孙小姐的一样，那么方鸿渐的这句话的八面玲珑效果又怎么体现得出来？

可见，在现实的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并不总是希望对方与自己完全处在相同的言语交际环境之中。他们有时会有意识地利用适度的语境差异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这是我们观察语境差异的积极作用的第三个角度，即交际者的主观倾向的角度。例如，小说《围城》中另有这样一段情节：方鸿渐请苏小姐和唐小姐吃饭。苏小姐见方鸿渐同时请了唐小姐，就借口身体不舒服不去，而且极力劝阻唐小姐。唐小姐对苏小姐一再阻拦自己非常反感，便背着她与方鸿渐一道吃了饭，而且把她三次打电话阻拦自己的事告诉了方鸿渐。第二天苏小姐与唐小姐见面之后有下面一段对话：

苏小姐道：“好架子！昨天晚上我打电话问候你，你今天也没回电话。这时候又要我请了才来。方先生在问起你呢。”

唐小姐道：“我们配有架子么？我们是听人家叫来唤去的。就算是请了才来，那有什么稀奇？要请了还不肯去，才够得上伟大呢！”

苏小姐怕她讲出昨天打三次电话的事来，忙勾了她腰，抚慰她道：“瞧你这孩子，讲句笑话，就要认真。”

苏小姐与唐小姐之间有着明显的语境差异：她不知道唐小姐背着自己去和方鸿渐一起吃了饭。她更不知道方、唐两人商量好了隐瞒自己，所以她没能从唐小姐的话里听出方、唐两人一起吃了那顿饭的信息。她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不让唐小姐说出自己三次打电话的事，却不知道唐小姐已经出卖了自己。从唐小姐的话语目的来看，她正是利用了二人之间的语境差异不仅发泄了对苏小姐的不满，同时没让苏小姐听出破绽。试想，以苏小姐的脾气，如果听出唐小姐背着自己跟方鸿渐吃了饭，她不气死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