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世界性的难题

自阿瑟·奥肯于1975年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的重大抉择》中提出有关平等与效率的两难选择问题以来，国外理论界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很难说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15]公平和效率之争因其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始终处在理论界和社会舆论的焦点视野内。公平是关于多元主体间社会关系的价值判断，经济意义上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占有权、分配权的平等）、过程公平（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和结果公平（共同富裕）。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源于普遍存在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它们具有一致性，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经济效率提高的保证。但要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它们在实践中又很难并行不悖地兼得，要取得公平与收入的平衡就像踩钢丝般困难。

效率与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两难问题，同时又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类型的执政党都必须应对的问题。两者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权力地位。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先把蛋糕做大，是多数执政党的战略选择。能否促进和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执政党执政绩效的最基本、最直观的标准，是执政党获取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力求在市场经济范围内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照顾弱者的理想。许多政党都认识到，单靠市场是解决不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的，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平，其结果是社会动荡，效率也就无从谈起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法国社会党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分配兼顾公平，是我国分配领域改革的一大特点。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列为对初次分配的要求，这是一个显著变化。而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和“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被列为平行并重的两个章节，体现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双管齐下、共同发力的改革意图。

（二）在收入分配改革多元诉求中取得共识的难度大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各方切身利益，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协调利益结构关系。首先，分配涉及个人、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多个主体，存在着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利益分配观念的多样性，要取得大家都认可、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谈何容易？此外，改革可能会触及不同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使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趋势，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同程度地触动了它们的利益，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打破利益关系制约，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由发改委牵头制定收入分配整体方案的调研工作自2004年就已开始，但是直到2013年2月国务院才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而有关方案的配套细则却还没有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可见一斑。如果缺少大刀阔斧的决心，没有背水一战的精神，突破利益格局将是很难的。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本身来看，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尤其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平等问题不是单纯的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只是表面现象，它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涉及市场机制、政府作用、劳资博弈、要素分配甚至分配理论等问题。一项政策的推出，可能会难以兼顾对两类收入分配问题的调节，也可能调节了收入分配，但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例如，降低垄断部门工资有助于缓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均，但可能会降低居民部门总体收入份额。因此，政策选择要综合考虑收入分配调节效果、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推行的难度。在二次分配环节中，收入分配政策主要集中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在收入方面，我们已经进行的几类税种改革对收入调高补低的目的是非常鲜明的，但税制改革涉及各个层次经济主体的利益，需谨慎推进。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问题虽然源于经济层面，与民生息息相关，却与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对其进行的调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较为长期的任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期望它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与其他的相关改革协同互动、相辅相成，而不可能单兵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