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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德国和欧洲的思想文化走向

时间:2022-07-1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罗雄飞自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德国在思想理论方面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神逐渐人化的过程。黑格尔则进一步否定了传统宗教的意义,使宗教哲学化。这种人本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是其积极的革命性一面。可见,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为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联系提供了一座桥梁,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声气相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罗雄飞

自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德国在思想理论方面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神逐渐人化的过程。宗教改革打破了人们对外部偶像的崇拜,把信仰转入人的内心。它一方面消灭了外在的僧侣,另一方面把世俗的人变成了僧侣,把宗教的人逐步变成人的宗教。康德把理性的人看成社会存在的前提,在他那里的“人”是一种理性抽象,人具有先天的知性和其他认识能力,这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尽管不能非经验地运用(任何脱离经验的概念推理都必然陷入二律背反),却可以通过实证经验获取知识,并不断扩大可能的经验知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在之物(事物的本原及其属性)虽然不能通过经验认识得到具体说明,但是,在道德实践上,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存有的事实,借助判断力的先天能力和自然目的论,确信上帝和不朽灵魂的本原性地位,从而把“价值意义”和知性认识区分开来。这种思想可以近似地理解为:上帝存在,但不可知,人们也不可能知道上帝怎样创造万物,以及创造了怎样的事物;人们只能以上帝的存在为悬设的前提,把宇宙万物的有机联系作为调节性原则,运用人们先天具有的理性认识能力,通过实证的经验的探索获得知识,并检视事物的存在特性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在道德方面,则必须听从自由意志的召唤,因为人的行为显现的自由意志不但基于人的本性,而且根源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就为科学认识和宗教信仰划定了各自存在的地盘。黑格尔则进一步否定了传统宗教的意义,使宗教哲学化。在他那里,哲学化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人学”。所谓绝对精神,可看作“人类”(无限发展的人类)的普遍理性、绝对理性,绝对精神事实上肯定了人类理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及决定性意义。他把社会现实的发展看成双重异化的结果。一方面是绝对精神异化、外化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存在,再通过现实的人的异化、外化,产生社会存在。现实的人的异化、外化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普通人的现实的对象化,又被看成是绝对精神抽象地异化、外化的一个环节。在他那里,普通人的有限理性是不断生成着、发展着的,有限理性的无限发展,就有可能回归绝对精神,从而达到有限理性与绝对理性的合一。不过,这种合一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有限理性与绝对理性是永远接不上头的。如果用这种双重异化、外化的视角理解黑格尔哲学,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抽象的、神秘主义的人本主义。它把自然和社会放在历史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强调现存事物的合理性、暂时性和作为发展“环节”的意义。这种人本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是其积极的革命性一面。而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类的普遍理性神化,从而使哲学宗教化,并反过来以这种神秘主义的普遍理性——绝对精神及其绝对知识,确证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合理性,把它看成普遍理性的体现,且据此人为设计具有德国中世纪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这种普遍理性甚至“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3]。这是其保守的一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称为“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是一种原则性的谎言。[4]到了费尔巴哈那里,他把宗教的本质直接看成现实的自然存在的人的异化的表现,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神秘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化为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且直接摈弃了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的古典哲学,为以后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开辟了方向。这样,德国便在思想理论上完成了神逐渐人化的过程,这种人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性启蒙的不断深化。但是,它始终没有超出理性启蒙的边界。并且,从思维方式看,尽管形式逻辑在德国发展为辩证逻辑,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全部德国古典哲学总体上都还具有浓厚的抽象思辨色彩。

在德国之外,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随着理性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经验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将人当作自然人加以直观,基于自然主义理解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这种唯物主义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从自然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关系”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则是依靠直接的经验和日常的观念,抽象地建构模型,且停留在现象层面,不深入探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把抽象的要素关系和要素配置的“规则”当作“规律”的做法,暗含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合乎自然的永恒的关系。他们把这样的前提当作毋须论证的自然前提。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唯物主义为基础,可以看作是理性启蒙的余波或“横流”。它要求从根本上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激烈批判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但它依然没有超出理性启蒙的边界。因此,它提出的种种方案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往往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空想。这种经验唯物主义及其在经济学、政治学上的运用,其基本特征是,抽象地理解自然关系,并把社会“自然化”,认为合乎“自然”的社会关系是理想的、合理的,具有永恒性。因此,这是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其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可见,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为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联系提供了一座桥梁,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声气相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除了受到英法的影响之外,还与本国的哲学相联系。从黑格尔主义哲学理念出发,“精神”被看作超现实的存在,现实存在被看作“精神”的存在形式。因而,任何存在在本质上具有绝对的平等性。由这种黑格尔主义或它的变种费尔巴哈主义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个体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突出个体的绝对平等性。因而,无政府主义在那个时代的德国能够找到市场。

对于特立独行的马克思,对于“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扬弃一切)的马克思,他虽然是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却又不能把他理解为时代的被动产物,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先前思想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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