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孰高孰低

上文中通过主成分分析分别计算出了1978年至2012年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将之综合整理为一个统一的表格，便于后文的中印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公平与稳定维度、可持续维度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对比分析，使之更加明确。本书将系统地比较分析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三个维度并分析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中印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

（一）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的效率哪国更高？

上文中分别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说明，并进行了原因分析。本部分将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水平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仅为0.36，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则为0.85；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为0.84，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则为1.0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为1.70，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则为1.46；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则为3.284，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为2.28；1997年以前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值都要高于中国，1997年至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值则要高于印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指数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印度。虽然印度同样也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大国，与中国在地理、文化、经济等发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母语是英语，相比于中国而言，在经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语言优势，但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中国，这可能是因为：

第一，印度进行经济改革较晚，且改革开放程度相对低于中国。中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而印度则实际上是在1991年以后才实施的经济改革；印度在许多领域的开放程度要低于中国，改革的深度、对外开放的广度都要低于中国。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与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其中还包括众多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投资，这些外部投资促进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良好的循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使经济增长效率的快速提升。

第二，印度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水平落后于中国。1978年印度仅有劳动力人口3.7897亿人，2012年劳动力人口高达8.084亿人，上涨两倍有余，但印度的教育水平却提高缓慢。1978年印度中等教育在学率为26.5% ，1978年中国中等教育在学率为54%；2011年印度中等教育在学率为68.5%，2011年中国中等教育在学率为86.6% ；2011年印度高等教育在学率为23.3%，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率为24.3% 。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至今，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都高于中国，印度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难以满足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总体的人力资本低于中国。当国内低级要素（劳动力）与国外高级要素（技术、销售渠道、品牌等）相结合时，人力资本高的国家无疑更占据先机，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更大的红利，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速度更快。

第三，高速增长的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僵化的人才体制等都导致印度的人口红利并不能得到有效利用，而中国则是成功获取人口红利的典型新兴经济体之一。有研究分析认为，印度存在着严重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印度基础教育滞后导致大量年轻的劳动力难以获得足够的就业技能以及就业机会，更难以创造价值。印度严重的男女歧视与僵化的体制造成严重的人才错配，使得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涌入生物制药产业与IT产业、ICT产业，使得印度生物制药产业、IT产业等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促进了印度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因而可以看出，印度人口增长率较高，而基础教育相对薄弱，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发挥其本应发挥的作用，人力资本未得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作用有限。印度民族、宗教、种姓矛盾突出，失业问题严重，基础教育与基础设施落后不仅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提升，还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减缓了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加剧，进而导致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低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的增长速度也同样低于中国。

第四，印度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使印度政府背负沉重负担，而中国的财政情况则好得多。本书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印度面临的严重财政赤字问题，而中国则轻得多。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012年中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降到1.5%的水平，远低于印度的财政赤字。2003年印度政府虽然引入了“财政责任与预算管理法案”，2004年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印度的财政赤字有所下降，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如原油价格上升、通货膨胀、税收减少，印度的财政赤字再度上升。另外，在印度的私有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腐败案件，导致印度政府减慢了私有化进程，而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一直受到质疑，甚至有部分国有企业被关闭。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维度来看，不论是效率的指标值还是效率指数的增长速度，中国都要优于印度。从上述可能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程度深、政府有效的引导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与印度的政治制度、教育水平、财政赤字、基础设施落后有关。因而，印度应采取加强基础教育、加深改革开放程度、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而对中国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建议则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具体分析说明。

（二）中国与印度经济哪国更稳定？

上文中分别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公平与稳定的变化情况。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处于波动中，尤其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时，中印两国公平与稳定指数波动变化更为剧烈。但在没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阶段，中国与印度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则趋于平稳，且在平稳时期中国的公平与稳定指数水平要优于印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值在总体上要大于印度，但在近年来的几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所受到的影响却要远大于印度，公平与稳定指数的变化程度也更大。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传染导致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降为了-24.76，但印度相对于中国所受金融危机传染的影响则小得多，印度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降为了0.624。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第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要远远大于印度。从招商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给予外商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现状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等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要优于印度。郝前进（2004）从结构、数量、政策法规等角度对中印两国利用FDI的规模与绩效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虽然在吸收外资的规模上要优于印度，但印度吸收的FDI技术含量要比中国高^[8]。中国改革开放程度高，更深入地融入了国际市场，使中国拥有更为广阔的危机应对空间，减小了小规模突发事件对经济稳定性的冲击，同样也使得国际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高于印度。这不仅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挑战。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印度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政府的资源再分配功能较弱，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加大，中国也有财政赤字，但总体来说还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政府的资源再分配功能较强。中国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提高土地利用率，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此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异，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以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提升中国经济的公平性。

第三，印度的民族、宗教、种姓、政党间矛盾尖锐、地方发展不平衡，民族歧视、种姓歧视、性别歧视等都是造成印度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而中国虽然也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多个宗教，但民族、宗教矛盾却要远小于印度，经济社会也相对稳定得多。印度有斯坦人、马拉塔人、卡拉他人、泰米尔人等各民族，其中斯坦族大约占印度总人口的一半，是印度人口最多的民族。印度语言大约有2000种，包括英语、印地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等，其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等是地方性的预定官方语言。印度的宗教几乎主宰着印度人的精神生活，几乎所有民众都有宗教信仰，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甚至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印度大多数的人口信仰最古老的印度教，其他的主要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而流行于中国的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在印度影响力较小。另外，印度有传承多年的种姓制度，该制度将不平等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是造成印度目前多种不公平现象的主要根源，不仅严重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还影响了印度社会的和谐稳定，2016年2月21日的印度种姓暴乱事件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中国政府的效率水平要高于印度。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印度则是具有印度特色的议会民主制。虽然政治体制与政府效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与印度种姓、宗教相结合的印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议而不决，导致低效率的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推动力有限。相反，中国在应对冲击的过程中反应更迅速，政策更具连贯性。因此，相对于印度政府，中国政府的绩效可能更高，因为中国政府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中国政府对经济影响的强度要优于印度，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降低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促使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中的政策得以有效实施，提升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而这将在第五章中进行验证。

第五，印度债务负担要高于中国。由于印度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印度的国家债务负担较重。根据印度经济调查的数据显示，2011-2012年度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8.8%，其中1.9%为外债，46.9%为内债。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10年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50.6%，2012年印度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9.7%；而俄罗斯2012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9.4%。IMF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总债务占GDP比重是33.5%，俄罗斯2010年总债务占GDP比重是17.7%，而印度总债务占GDP比重则达到了69.4%，印度总债务占GDP比重是中国的两倍多，但近几年来，中国外债总额存量（DOD）呈较快上升趋势，2013年中国的外债总额存量已达到约8744.63亿美元，外债总额的快速上升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91年中国总储备为481.65亿美元，印度的总储备为76.16亿美元，中国的总储备是印度的6.32倍；2013年中国总储备约为38804亿美元，印度的总储备为2980.92亿美元，中国的总储备大约是印度的13余倍，中国1991年到2013年间总储备上涨了79.56%。因而，中国在维持外汇市场稳定，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增大研发投入促进创新等方面，以及在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维护经济增长的公平与稳定性等方面比印度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和更雄厚的经济基础。

第六，印度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要优于中国，效率也高于中国，因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时期印度受传染效应影响导致的公平与稳定维度指数波动要小于中国。印度走的是从农业到服务业再到制造业的道路，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印度在信息的透明度方面与金融市场的规范化方面要优于中国。另外，中国企业融资更多的是依靠银行，而印度则更多的是在资本市场中融资。郭承先（2006）认为印度的银行体系相对健全，具有较好的国际信誉，和印度相比，中国银行体系则问题重重；中国与印度相比在资本市场的结构层次与资本市场数量、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以及融资规模等方面并没有优势；除此之外，印度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要高于中国^[9]。黎平海（2011）认为固定资本构成率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比印度强，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比金融发展领先。对印度而言，印度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起到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印度在金融体系的有效性上优于中国^[10]。

（三）中国与印度哪国可持续性更好？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可持续指数处于波动中，2012年比1978年稍有增加，而印度则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且下滑速度较快。李治国等（2012）比较了金砖国家利用清洁能源的现状，他们利用计量模型研究了金砖国家能源消费弹性的变化，研究发现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带动了清洁能源的消费^[11]。而中国与印度可替代能源和核能使用(占能源使用总数的比例)却都呈下降趋势，因此可以看出，可替代能源使用的增加还远不及能源消耗量的增加。

Happaerts等（2011）认为围绕着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跨国网络中的地方政府（尤其在欧洲）所制定的政策要取决于更大背景下的多边决策考量，跨国网络中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促使地方政府中的决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认为分析参加跨国网络的成员国有益于了解跨国网络在全球管理可持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2]。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中印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其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受到发达经济体的诟病。

在环境保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问题上，发达经济体则比发展中经济体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其法律体系、监督机制以及危机处理机制更加完善。可持续发展问题阻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多数国内外研究对此问题都强调了创新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引导、支持创新来促进其经济转型。从中印两国的总体来看，虽然中国与印度一样面临着能源高消耗的问题，但是2012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要优于印度，这主要可能是因为：

第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加之中国相对于印度更加重视基础教育，中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指数的提高。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人口增长，而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部分农村的居民已经有能力、有意识地进行环境保护。虽然印度也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其实施的时间较晚且实施的力度远低于中国。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印度的小学总入学率^[13]为82%，而当时中国小学总入学率就达到114%；1991年印度的小学总入学率为93%，而同年中国小学总入学率为123%；2011年印度的小学总入学率为113%，2012年中国小学总入学率达到128%，中国小学的入学水平要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就已达到78%，199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却仅为48%；2000年中国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为91%，2006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仅为63%；2010年中国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则已达到95%的水平，远高于印度，中国国民的人力资本要高于印度，国民素质较强。

第二，中国的基础设施较印度更加完备，城市的环境要优于印度。中印两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也在快速推进。2014年中国大概有5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印度则大概有3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城市化不仅代表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同样代表着公共资源的消耗、交通拥挤以及环境破坏。中国相对于印度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公共基础设施相对不足、住房紧张、卫生医疗资源匮乏。印度贫富差距大，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加之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印度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特别是大城市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印度部分城镇甚至没有排污系统，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尤为恶劣。环境的污染不仅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但印度的财政状况限制了政府对排污系统、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与之相反，中国在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对优化了城市环境建设。

第三，中国政府在环境的保护、治理与宣传、新能源开发、提高能源使用率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从法律、创新、监督等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可持续指数并未像印度的一样一直下降，而印度政府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减少环境污染，但印度取得的成果有限。虽然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干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加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经济行为都有效，也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在各种条件下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下的政府调节经济行为造成不同的经济效果。中国在1989年12月颁布并实施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旨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保障生命健康安全，改善和保护环境。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中国政府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印度则在1974年就颁布出台了《水污染与控制法》，在1981年又颁布了《大气污染与控制法》，虽然印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来加强环境保护，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情况、传统社会文化、人民生活水平低等因素制约着其取得成果。

从中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指数对比分析的结果来看，近年来，中国可持续战略的实施具有正确性与有效性。虽中国的可持续指数并未与印度一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断下降，但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很严峻，如部分资源城市的资源开采过度、水污染问题以及困扰中国众多城市的雾霾问题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仍低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存在着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惩罚力度不足、监督机制不完备等问题，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需进一步完善并贯彻执行下去。

（四）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究竟哪国更高？

通过1978-2012年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质量变动都较小，指数值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阶段有所波动，但在经济平稳阶段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化较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上要高于印度。中国重视基础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等都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高于印度的原因，而中国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等都是阻碍中国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也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目前，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性与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情况来看，中国的状况都要优于印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本书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有效调节与引导。

中国进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发展，1978年到2012年间中国经济都是政府占主导地位，经济改革程度与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印度，中国的财政负担要小于印度，贫困人口数量与比例也要远小于印度，还具有高额的外汇储备，使中国政府在对外汇市场等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上要优于印度。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都要优于印度。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过渡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调节经济发展，而是要提高政府绩效，更大地发挥各职能部门与市场的作用，增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