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和中印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说了什么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相比于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则属于刚刚起步阶段，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中国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外国多。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多恩布什、费希尔以及中国张维达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曾对经济增长下了一个定义。许多学者通过多种计量模型分析了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外依存度、政府管制质量等，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都是从各个角度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单纯加大资本投资可以使经济发生数量上的快速增长，但是经济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质量也会相应有所提高，这往往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因而相较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则显得日渐重要，本书将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指标体系、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整理相关研究。

（一）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的区别是什么？

一般而言，学术界所提到的经济增长都指的是数量上的经济增长而不是质量上的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经济增长质量这一问题逐渐引起政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各界的注意，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也在不断地演进中。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学派、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等都有着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分析研究。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理论的研究主要分为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两种。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本质上的不同在于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的效率，如卡马耶夫（1983）认为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还应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1]。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在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则相对于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包括更为广阔的内涵，如贫富差距的缩小、结构优化、教育水平等。程虹、李丹丹（2014）从微观产品质量的角度定义了经济增长质量，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中具体的微观产品质量加总的总和，须以微观产品质量为基础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因而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国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总和在增长的可持续性、结构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达到更高标准、社会福利提升等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2]。

从宏观上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巴罗（Barro，2002），他将经济增长质量看成是相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概念，区分了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还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因素有关，包括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法律以及收入不平等等因素^[3]。Hong （1994）认为经济发展不应该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更应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应包含教育水平、经济增长结构、GNP增长率、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4]。刘树成（2007）认为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跟效益，就需要保证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保障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等四个方面^[5]。Stefan（2012）认为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自给自足的食品与技术设备的转让，还应包括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感^[6]。还有魏婕（2009）、任保平（2012）等也从广义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任保平（2013）认为人的发展是经济增长质量终极价值判断的核心，而功利主义是经济增长质量现实价值判断的核心，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应同时结合终极价值判断与现实性价值判断综合考量^[7]。任保平（2013）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增长效率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稳定性提高、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持续的结果^[8]。

本书在研究国内外众多文献的过程中也认为相较于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理论，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理论要更加符合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但本书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不应过于广泛，如宗教、健康程度、死亡率等因素更倾向于社会学与人口学而不是经济学。总体来说，本书采取的是从广义宏观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问题。

（二）学者们如何衡量经济增长质量？

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但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不同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不同，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自然也不相同。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单一指标体系与综合指标体系。

1. 经济增长质量的单一指标体系是什么样？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单一指标体系而言，部分文献中选取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效益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2008）运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量化分析，以验证中国所特有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国经济增长质量所造成的影响^[9]。李冻菊（2013）以河南省作为区域的研究对象，以1991-2010年为样本数据建立 VAR 模型，对河南省地区以TFP增长率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10]。赵可等（2014）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是因为赵可等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比较完善，进而他们通过计算出的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11]。沈利生（2006）从增加值率变化趋势的角度讨论了投入产出的效益，其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包括增加值率下降则意味中间投入率（中间投入占总投入之比， 即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的列和）的上升，也就是说，若投入产出效益下降，即经济增长质量也在下降^[12]。上述研究大多是倾向于单一指标来衡经济增长质量，李冻菊（2013）大多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

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以及贫富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而增大，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这些问题以及社会发展滞后等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制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学者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其包含的内容也愈加宽泛。郑玉歆（2007）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这一被当作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其合理性与可行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且从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角度，对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度量经济增长质量所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13]。因此，本书在构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指标体系时选择了综合指标体系，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经济增长质量。

2. 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是什么样？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而言，钞小静（2009）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成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中又包含了多个指标^[14]。胡艺（2010）认为国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实质就是经济增长质量，但国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分析范畴则过于宽泛，几乎等同于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三项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标准后，围绕着GDP设立了新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经济增长的效率、能耗、环境压力、平稳性和平衡性等5个方面，又根据这些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比较研究^[15]。龚志民（2013）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效率等维度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研究。指标体系中包括GDP 能耗、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出废气排放量、单位产出废水排放量、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资本生产率、研发支出在 GDP中占比、失业率以及城市化率等^[16]。

另外，钟学义（2001）、杨长友( 2000）、李岳平（2001）、毛燕玲（2008）等也都构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本书认为这些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都可划分为三个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公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性，因此本书在参考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文献中各个维度内的指标以期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该体系将包含GDP增长率、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R&D 投入比重（%）、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教育经费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出口总值占 GDP 比重（%）等二十余个指标，详细的构建过程与原因将在第二章中具体介绍，该体系将为后文的计量分析奠定基础。

3. 简单介绍经济增长质量的几种衡量方法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方法，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简称PCA）与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将多个变量转化为几个少数变量的方法，转化而成的这几个少数变量却可以反映出原来多个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是一种降维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法（因素分析）虽然同样也是一种降维方法，但在某种程度上因子分析被看成是主成分分析的延伸与扩展，通过提取公共因子的方式来进行综合评价，在因子旋转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结果的偏离。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多数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来计算经济增长质量，如钞小静（2011）、随洪光（2013）、任保平（2012）等发表的多篇文献。因而，本书同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比较分析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质量。

（三）学者们认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都有哪些?

技术创新的根本在于人，然而，中国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的排名并不高（2014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为第90位，印度则位于第130位）。刘丹鹤（2009）通过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分析，以重新计算的资本投入和经过人力资本调整的劳动投入估计中国的总量生产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尤其是投资驱动型的，并且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17]。从中可以推测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并未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同步。

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不协调的问题虽然引起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重视，但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新兴经济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能力亟须提高。现代化、工业化带来的便利使人们暂时忽略了环境资源的破坏所带来的影响，而当环境资源问题再次受到重视时，往往是自然灾害造成重大经济财产损失之时。随着经济增长质量这一课题热度的升高，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热门重要课题，由此众多学者都对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多方法的分析，本书将从投资与贸易因素、人力资本与教育因素以及政府行为等多个角度进行相关文献的归纳、总结与分析。

1. 外部因素

研究贸易与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有许多，但FDI、进出口与国际收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却并不统一。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多数研究认为增大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以及技术水平、管理效率的提升；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未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而增大了资源与环境压力，其效应的正负还要根据各东道国自身政治、经济、法律等情况进行具体研究。Azman-Saini（2010）利用1975-2004年8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认为，FDI本身对产出的增加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18]。傅元海（2010）认为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了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外资参与度反映溢出效应具有提高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若本地企业选择引进技术等路径提高技术水平而不是模仿学习，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除此之外，内资企业技术能力、价值增值率水平、外资聚集水平和行业集中度等也同样会对FDI技术转移效应或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绩效水平产生影响^[19]。随洪光（2013）又通过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认为，随着制度的变迁，增长质量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增长趋势，他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尚未超出安全阈值。另外，政府因素明显促进了FDI的积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表明干预程度处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20]。大多数研究分析认为，FDI对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且中国与印度近年来经济数量上的快速提升离不开FDI所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

从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研究认为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资本投资依赖较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增大资本投资与劳动力投资，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考量较少，进而造成现今两国受资源限制与环境污染问题困扰。Wu等人通过对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数据分析认为，中国的官员升迁基本靠GDP增速，即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 增速比上一任提高一个标准差0.3%，升职概率将分别升高5.6%、9.4%；另一方面，若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则其升职概率是负值。同时，GDP上升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而投资则取决于卖地的收入^[21]。楚尔鸣（2014）通过对中国1980-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消费增长率高于投资增长率或其他要素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水平，且居民消费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影响要高于政府消费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水平^[22]。纳鹏杰（2014）认为中国的投资水平极低，中国经济增长却高度依赖于投资，因而中国高经济增长光环下掩盖的则是低质量的价值创造，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重资产、轻价值”的投资模式^[23]。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重视GDP的增长而忽视资源利用率、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而印度在环境污染等方面也面临着与中国同样的问题，两国经济数量上的高速增长掩盖的是低质量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低可持续性。

对于进出口贸易与国际收支等因素而言，赵文军等（2012）通过分析认为出口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并不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和不同平均规模特征的工业行业中均如此；进口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这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且平均规模比较大的工业行业中表现明显；另外，研究表明增加FDI还会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24]。李娟伟等（2013）运用3SLS和系统GMM方法，并结合中国1982-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进而对经济增长质量造成影响。李娟伟等认为国际收支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就是经常项目收支失衡使得经济增长波动性增大，通货膨胀波动却是由于资本项目收支失衡等因素造成；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波动性同样也增强了通货膨胀波动，因此，他们认为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25]。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得出：FDI是通过多种方式对经济增长质量造成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投资因素等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造成影响。因此，本书推测投资与贸易因素对中印这两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促进了这两个经济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然而，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中印两国逐步加入全球生产链中，以及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印在影响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将会更加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导致经济的稳定性受国际市场冲击。因而本书将FDI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并进行对比分析。

2. 人力资本等内部因素

许多文献中都探讨了教育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多数学者通过定量或定性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或教育水平的上升将会促进经济效率性的增长，而部分学者认为若某一经济体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那么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增长。刘海英等（2004）在借鉴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经典理论基础上，量化了人力资本“均化”指标，刘海英等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以技术进步为依托的经济增长不仅高质量而且可持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高质量经济增长循环的基点^[26]。何强（2014）采用1997-2011年中国31个省域的样本数据，通过随机边界异质面板生产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在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区域的经济增长规模中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且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在样本期间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27]。

人力资本还可以通过FDI、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某一方面或全面的提升。代谦等（2006）认为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与技术能力，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经济体积累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28]。赵立斌（2013）则认为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东道国在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基础上也能进一步提高本国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以新加坡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把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代入经济增长模型验证这一观点^[29]。李冻菊（2013）通过VAR模型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提高创新资金投入强度和创新人力资本有利于提升河南省经济增长质量^[30]。陈佳美（2013）认为组织通过创新可以调整组织系统体系、保持组织的活力，组织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等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31]。黄志基等（2013）通过对中国城市制造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环境下，创新投入确实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2]。由此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创新，辅之以人力资本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通过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质量的快速提升。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Hava（2010）认为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在某些条件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要大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3]。覃思乾（2008）认为中国教育投入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是教育投入增长的原因^[34]。张长征等（2009）通过对1978-2004年数据研究发现教育公平除了有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之外，还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教育公平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35]。人力资本的不平衡分布也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差异。因此，提高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偏远地区的人力资本已成为缓解经济增长不平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综合上述文献分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上升。因此,本书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中国与印度也存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人才错配等问题，这使得其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正负效应难以预测。

3. 政府因素

本书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引导，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有效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在各种条件下所选择的经济方式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造成的经济效果也不同。因此，政府对经济有影响，对经济增长质量也存在着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引导有助于经济发展，比较显著的一个示例就是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引导与支持，由模仿创新战略到合作创新战略使得日本中小企业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目前日本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位于世界前列，说明了经济发展不能离开政府的有效干预^[36]。Dulal等（2013）以部分亚洲国家为例分析了亚洲不断上涨的能源需求的情况，利用新能源是减少排放物的有效方式之一，但是一些经济上的、体制上的、技术上的或社会文化上的壁垒阻碍了新能源从高排放到低排放的路径，因而解释了政府支持处理这些阻碍的原因并讨论了政府干预新能源扩散使用的可行性战略^[37]。Wonglimpiyarat（2011）通过对泰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计划中的创新融资系统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为提升技术、提高技术的吸收能力，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创新政策应该与首要的国家目标相联系并且应具有特定的方案来充分支持以纠正市场失灵^[38]。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将政府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来分析，另一些研究则是集中在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庇古（1920）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来弥补外部性所造成的影响，即通过征收庇古税的方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科斯则认为应该明晰产权并尽可能地减小交易费用。Nee（1992）则在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基础上对转型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集体企业进行了考察并认为由分权制度改革促成的政企间关系网络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制度的缺陷，降低市场交易费用^[39]。宋瑛等（2014）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具有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这种体制中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的效率；他们认为在这种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40]。Sarigiannidou（2010）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系统分析，他首先进一步验证了库兹涅茨假说，之后他研究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中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第三部分里他研究调查了在开放经济框架下税收与支出政策的长期影响^[41]。Jalilian等（2007）则通过计量分析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监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过实证研究后他分析认为，经济表现与政府的管制质量密切相关^[42]。Happaerts等（2011）认为围绕着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跨国网络（尤其在欧洲）中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要取决于更大背景下的多边决策考量，而其制定的政策是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这些促使地方政府中的决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还分析认为参加跨国网络的成员国有益于了解跨国网络在全球管理可持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43]。高向飞、高春婷（2009）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详细阐释了转型经济下政府干预的合法性来源与效率基础，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数理模型，他们在研究中着重考察了政府干预的效率变动趋势，模型结论表明政府干预的效率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动趋势；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加强政府干预与推进市场化进程并不矛盾，甚至会相互促进^[44]。

在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负向影响方面，乔尔·赫尔曼等（王新颖编译，2002）通过调查报告分析认为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公开或暗地补贴的形式向企业提供更加广泛的优惠。而企业则行贿以为企业捞取政治好处，企业把部分企业决策控制权转给官员，以此可以为政府官员提供私人利益。从微观来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优惠程度以及企业向政府行贿支出大小之间明显地存在互相替代关系^[45]。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干预企业来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企业也在通过寻租等行为来干预政府决策，进而对经济产生影响。Lin等（2013）通过对70个国家6500家企业的数据分析认为政府对企业在投资、收购、就业、销售等方面决策的干预与企业销售的增长、投资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46]。张保柱（2009）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转型经济下政府干预与企业R&D行为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较少，而且他发现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偏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干预下的企业R&D行为表现较差，而这种R&D行为表现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47]。这说明，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政府减少对企业决策的干预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另外，张璟（2008）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区域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通过对中国1991-200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他认为由于政治晋升压力和财政压力等，地方政府会直接或间接地干预金融机构运用资金，使中国依靠资本投入和积累速度提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固化，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金融发展和财政压力的地区间差异同样会加剧落后地区金融风险的积累，导致落后地区通过更加粗放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利因素^[48]。王晓姝（2013）认为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是由中国投资领域政府干预失灵所致，认为政府应创新调节的方式，治理中国产能过剩的新思路是促进实施政府干预改革^[49]。综上所述，不是所有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都是有效的，政府行为既可促进经济发展又可阻碍经济发展。本书将政府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对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比较中国与印度政府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不同，进而为中国以后提升政府绩效奠定基础。

在政府对经济的正向影响方面，王松涛（2011）首先在住房存量流量模型的基础上，对住房市场政府干预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联合应用干预分析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政府干预住房市场主要政策组合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和天津6个重点城市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政策工具对重点城市住房价格产生了显著的长短期干预效果，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国务院的两次综合干预以不同形式和力度抑制了房价增长，政府干预的有效性逐渐提升；而2005年以来的政府干预政策组合对各个城市房价的影响更为有效，这表明了中国政府有效调控房地产供需的能力、合理利用政策工具的能力处于上升的趋势^[50]。吴富佳（2002）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金融市场的政府干预行为和模式为例分析了政府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干预经济的行为，具体分析了中国香港政府、台湾当局的干预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对比分析了中国香港政府干预成功而中国台湾当局干预失败的事实，并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金融干预行为和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在金融危机应对过程中的政府干预以及所获得的启示^[51]。Ding等（2012）通过收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五个亚洲经济体的数据，分析了自2007年起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亚洲政府干预前后的银行绩效，认为在平均上，银行的绩效，如偿债能力、信用风险、盈利能力在其政府干预后有了提高，而且政府干预的影响能力取决于金融评价指标、经济水平和银行是否国际化，韩国与中国香港的银行绩效在政府干预后有明显提高，这证明其政府干预是有效的；另外,文中还对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总结与讨论^[52]。陈丹丹等（2010）首先假设经济增长质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中包括有效的制度变迁，之后论述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并依据1992-2007 年数据检验了二者的长期因果关系，其结果显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长期格兰杰原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同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从制度方面入手，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质量提高同步进行^[53]。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政府影响经济的效率是不同的。有时，政府不恰当地调节、引导经济甚至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本书将基于政府对经济进行调节、引导这一假定来研究中国与印度的政府行为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从计量经济学角度验证、分析中印两国的政府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以期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与意见。

4. 其他因素

部分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消费结构、工业化率、城市化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如钞小静（2008）运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对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体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中国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54]。龚志民（2013）运用Johansen 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考察^[55]。商建初等（2005）首先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技术创新情况的现状，之后他们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提高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不是技术创新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中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接着针对技术创新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56]。

关于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质量作用的相关文献，本书发现大多数文献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刘文革等（2014）通过对中国1998-2008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然而，出于财政压力、国有经济扶持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竞争等因素的考量，政府干预金融会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向作用；增加虚拟金融资产总量与提高资本品价格可以通过金融发展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57]。刘燕妮等（2014）以1978-2010年为样本分析了金融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国际收支结构失衡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阻碍了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提高，国际收支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效应也在弱化^[58]。

具体来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福利分配、产品质量等还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效率、公平与稳定性上升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张良（2012）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做出评价，采用1995-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结构以及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由此，张良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可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59]。汤向俊（2009）分析了1949年以来福利分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特征与事实，通过实证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总体福利状况水平改善，但是阶层之间福利分配并不平等，财政支出与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福利分配状况；而通过改善福利分配的平等性会对积累人力资本、增大投资消费需求和提升经济社会环境起到正向作用，因而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60]。通过与同是山区的德国和瑞士的经济增长质量情况相比较，罗连发（2014）发现德国与瑞士两国经济增长质量远高于中国山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这是因为德国和瑞士两个山区国家高度重视微观产品质量，德国和瑞士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却可以增加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具有较高的产出效率，因而两国可以获得高质量发展，他认为微观产品质量是解释国内外山区发展质量差异的重要因素^[61]。

上述国内外学者从国际贸易、FDI、人力资本、制度、教育公平等角度分析了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目前大多数文献并没有从政府行为这一整体角度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有许多研究都是分析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方面，因此，本书在对比研究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重点研究了政府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分析中印两个新兴经济体不同政府行为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并分析政府因素在两国经济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以期两国政府在引导经济走向的过程中保证中印两国在经济数量上快速增长的同时能够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维护两国经济的公平与稳定性，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学者们认为中印经济增长孰高孰低？

由于目前关于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质量比较的研究极少，国内外学者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中印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比较研究，因而本书将弥补这一不足。但在此之前，本书将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单的综合整理，以分析两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之处，为后文比较分析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质量奠定基础，也以期最后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

杨怡爽（2011）从制度的视角解释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差异，认为对于中印这两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若想要实现赶超并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需要两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因而一些短期内的宏观因素（如GDP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等）不应该也不能够充分地论证中国与印度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两国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决定增长持续性后面的东西^[62]。华民（2006）认为中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原因在于两国制度环境和初始条件不同，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市场化路径、开放模式和增长道路方面^[63]。张勇、古明明（2008）从制度与体制改革角度对中印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制度革新对中印经济有正向的推动作用^[64]。周及真（2012）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依靠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道路发展经济；而印度则是通过一条市场自下而上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依靠发展服务业和提高

国内私人需求，试图绕过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阶段。其原因中较为显著的是中国的硬件设施比印度要好，同时中国的商业环境和教育质量水平也要强于印度；而印度的优势则在于相对完善的金融和法律体制、精英教育模式以及年轻化的人口结构^[65]。唐鹏琪（2005）认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在于服务业与业务外包产业的持续增长，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高效率以及印度私营企业的强大。唐鹏琪还认为印度经济的增长较中国投入少、成本低、效率高^[66]。张环（2007）以1980-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印度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在印度经济增长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居民消费、总投资和商品服务的进口起主要的作用^[67]。杨雪峰（2006）通过金融发展的视角对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杨雪峰通过模型的研究分析发现，在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两国不断提高其金融深化程度，两国的国债与银行信贷同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却同两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虽然在金融自由化程度上较印度落后，但中国在金融深化程度、经济货币化程度方面远超过印度；另外，中国聚集资金的能力水平和其促进经济增长也要超过印度，这主要是受益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以及中国储蓄率的稳定增长；但是，印度的金融系统在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要强于中国，尤其是印度在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效性方面要远超过中国^[68]。于海莲等（2004）对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竞争力，特别是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比较，他们根据《洛桑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发布的竞争力排序的数据，指出短期内中国整体竞争实力要强于印度，但由于印度在信息产业和企业效率方面具有的优势使得印度有可能在未来追赶上乃至于超过中国，因而中国要保持住国际竞争实力就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快速实现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过程^[69]。王芳（2010）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进行了解释，采用劳动增进型生产函数对1980 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产出进行分解，分阶段考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两国产出的贡献程度，指出两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但从总体情况来看， 中国仍好于印度^[70]。李晓（2006）、沈开艳（2012）、赵江林（2011）等也在许多方面对中印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于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印比较的意义或中印经济合作方面。例如，Borooah（2006）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经济不平等情况与贫困情况的微观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及印度农村收入不平等情况是相对类似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平均收入差异比印度的更大；但在家庭教育对经济地位的影响方面，印度要大于中国；而对于中国与印度两国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少数民族的地位与土地状况影响收入水平与贫困情况^[71]。

另外，还有一部分文献对金砖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其中也有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对比的内容，例如，韩家彬等（2012）认为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利用C-D生产函数构建模型分析了进口、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研究发现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动同向，他们在此基础上利用金砖国家各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分析了各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发现由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差异较大，具体而言就是印度的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印度经济增长，出口在印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明显；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明显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72]。吴贤彬等（2012）分析认为，从整体上来看，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量最多，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势头则更为强劲，然后他们利用SRCA指数对金砖国家的行业结构竞争力分析发现中国服务贸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是旅游服务行业，运输服务行业虽然在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最大但其竞争力却较弱；另外,印度的计算机产业和信息服务产业则有着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印度运输行业、文娱服务行业、金融服务业等长期以来是印度的劣势部门^[73]。李治国等（2012）利用空间状态模型分析研究了金砖国家能源消费弹性的变化情况，在比较金砖国家清洁能源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带动了清洁能源的消费；金砖国家清洁能源的消费弹性存在着时期差别，中国、印度、南非清洁能源的消费弹性为正值，且中国的清洁能源、煤炭资源、石油具有较为明显的替代效应^[74]。

上述这些文献对中印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研究，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之处，但是他们都并未系统性地分析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的效率、公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性，也未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出发对中印两国经济进行对比分析。本书将从该角度出发更加详细、系统地对比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情况，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提出有效、可行的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