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与分配

这阵回购浪潮将企业收入从商业投资转移到了华尔街。它造成的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的侵蚀。毕竟，美国需要与许多市场压力小得多、更注重长期投资的国家竞争。拉佐尼克说这种从“保留和再投资”商业模式向“裁员与分配”模型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以收入不平等、就业不稳定和创新能力下降为特点的国民经济”。[22]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过去的30年间，回购成为企业“战略”的一大块内容。除了个别集中的投机性市场活跃期（比如20世纪20年代末的股市抬高或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企业已经许多年没有为自己的投资发行股票融资了。相反，他们为了推升自己股票的价值回购股权。在2005年至2015年间，标普的500家公司支出了4万亿美元用于回购，至少占他们净收入的52.5%，并另外支出2.5万亿美元用于红利，相当于37.5%的净收入。[23] 2014年，回购和红利占据美国公司公开交易净收入的105%；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达到115%。[24]

回购的支持者会引用巴菲特这类大师的话。他说自己不介意将回购作为策略，只要回购发生时公司现金流充足，能够处理其他业务需求，且公司股票是降价销售的。（比如苹果公司，符合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就见仁见智了，取决于你对公司未来的看法。）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很少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事实上，2001年开始的回购热潮是在市场高峰出现的，与“这种回购代表了公司对自己股价上升的信念”这一说法并不符合。[25]

为什么公司执行官们如此不合时宜地回购公司股份呢？许多专家相信这是因为回购出现在一个经济实体增长周期的末尾，或就最近的危机爆发来说，宽松型货币政策周期的末尾—好日子要到头了，回购成为让好光景延长一点点的手段。但回购没有任何增强公司竞争力的作用。考虑到回购出现在市场高峰而不是低谷，它实际上浪费了公司的现金。尽管如此，它还是让执行官们富裕了起来。高管占据的股票期权在2006年为66%，2012年则达到了82%。[26] “回购发生在这么不利的时机，让人很难赞扬回购是对股东有利。”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咨询师安德鲁·史密瑟斯这样说。（他的书《复兴之路》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回购和奖金文化不仅仅要为美国的经济增长缓慢负责，更出现在许多富有的国家中，因为它们鼓励执行官给自己发奖金，而不是对能真正让公司获得利益的事物进行投资。）“购买价格过高的股份是损害价值的行为，当市场价格最高时花费更多钱则尤其恶劣。”[27]

在某种程度上，这段话的意思是企业领导们共同的主张—紧缩信贷条件、缺乏消费需求、某些监管环境让他们不能将储备的现金投资进入实体经济—至少有一半是假的。统计数据显示从金融市场流向上市公司的现金占美国商业投资的80%，在金融危机后并没有多少变化。虽然贷款量在2008年前的繁荣期出现上升，在衰退期出现下降，但企业投资率在崩溃后的五年中与崩溃前的几年毫无变化：每借1美元，大概有10分进入投资；剩下的90分（具体数值随信贷和增长条件而变化）主要进了股东的口袋里。[28]

这意味着现在的股市根本没有为你我工作和生活的经济融资，而是主要为富人的收入融资。这种立足于芝加哥学派“美国企业的目的就是最大化股东价值”的说法（在第三章详述）的“股东革命”，是企业的高收益和史无前例的现金储备没能转化成就业、工资增长和创新的最重要原因。

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企业就像银行一样，应当是为整体创造财富的实体，为达到生产性目的—培养人力、工厂、新想法和商业—调配资金。然而这个循环的环节出现了问题。今天的企业，像银行一样，将自己的财富聚集在封闭的反馈回路中，以许多人为代价让少数几个人富有起来。这是我们市场体系的严重失调，具有多种损害经济增长的后果，而我们仅仅刚开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