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的基本态度

凯恩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前辈和同辈，从J．B．萨伊直到A．C．庇古，都是以流通领域的市场自动调节作用，而使供求趋于均衡为论据，否认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认为生产本身自动提供同其全部价值相等的需求或购买力。一件产品制造出来，同时就提供了相当于它自身全部价值的别的产品的市场。这就完全否认了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经济波动过程：由繁荣，而恐慌，而萧条，而复苏，有规律性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是无可否认的病态，那又如何解释呢？古典—新古典传统经济学家们的解答可以归结为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在这种病症的性质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局部失衡的，由均衡失调而趋于均衡之过渡性的暂时现象。他们坚信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善性与协调性，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可以自动恢复均衡，经济运行重新趋于正常。这样，他们主张自由放任，用不着政府进行干预，这种经济失衡可以自己重新回到均衡。这就对经济危机的性质严重加以歪曲，使它的严重性大大减轻，乃至一笔勾销。

第二，在它的根源或原因方面，他们大多坚持外因论，从外部因素去寻找原因：有的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变化而影响气象；有的归因于心理因素：乐观情绪与悲观情绪的交替变化；有的归因于缺乏信息，非理性的悲观情绪引起货币窖藏和消费不足；有的归因于近代货币金融组织内在地倾向于波动不定；有的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还有的归因于工会、战争、政府干预对经济进程的干扰；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最规则有序的经济现象，要算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而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正好相反，最混淆不清、议论纷纭的却是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可以说，这些经济学家们凡是坚持古典—新古典传统经济学越彻底，其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就越肤浅庸俗。当然，也有极少数几位非正统经济学家试图从资本主义内部因素去解释危机，但被视为不入流的“异端”，不受重视。

第三，以研究重点和方法而论，以20世纪20年代英国为例，一方面经济学家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经济周期波动，试图去猜测并判断国民经济正处在当时周期的哪个阶段；另一方面那时却没有宏观经济学一类的东西，从来不用宏观经济思路去思考问题，因而毫不迟疑地认定：单个经济部门自我调节、矫正的特点也适合于所有部门的总体。

凯恩斯面对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深切地关心着失业问题，而当时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却呈现着上述那样可怜的混乱状态，忧心忡忡，不得不改弦更张，背离其庸俗前辈和同辈，独特地确立其对待经济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可概括为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摒弃萨伊定律，确认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促使供求自动趋于均衡，承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严重。并且如实地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极端严重性，承认情势严重到了这种境地：如不设法挽救，势将爆发革命⁽²⁾，导致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³⁾。不仅这样，而且他还承认，19世纪以内就业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满意，但平均就业量要比充分就业低得多，不过也没有低到令人不能容忍，以致引起革命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承认就业不足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态，“非自愿失业”几乎是经常存在的。

马克思早就对萨伊以及后继者的这种错误论点进行了深刻的科学批判。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界仍旧继续承袭萨伊定律，作为否定经济危机的理论依据。在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中，凯恩斯第一个站出来否定萨伊定律。这种业绩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他在摒弃萨伊定律的基础上，明确承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及其严重性，并且进而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经济危机定期爆发和“非自愿失业”的经常存在。在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学说史中，否定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而凯恩斯能够对之加以背离，毫不含糊地转入肯定论，实属难能可贵，这是一项重大的相对优势。应当加以肯定。

第二，在经济危机的根源或原因方面，凯恩斯的研究重点从古典—新古典传统的外因论：寻求有规律的外部冲突，转移到内因论：寻求经济不稳定的内在结构，解释“繁荣内部何以孕育着使它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凯恩斯原话），即经济高涨何以必然会要转趋萧条的内在因素。他确认“有效需求不足”为痼疾的中心病象，从考察生产、就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入手，编制有效需求原理以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进而分析消费与投资两方面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结构。

这样，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之一：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在病原探索方面实现了由外因论向内因论的转变；于是，包含在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统一的综合性内因型经济危机理论，由凯恩斯创制出来了。一方面，提供了一个以“ΔC＜ΔY”为核心的综合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包括消费、投资、货币、利息、政府等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均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化。因此，它把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各种外因型经济危机学说所包含的差不多所有的因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纳入这一独特的庞大统一体系之中。另一方面，随着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建立，以及“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强调和确认，引起周期波动的内因论和外因论也就可以统一了。乘数—加速数模型、不确定性—预期机制提供了一组内在不稳定因素，而启动这个不稳定结构的最初冲击可以是任何一种冲击，包括外在冲击，均可通过这一系列内在不稳定因素，转化为有规律的经济波动。

总之，凯恩斯在确切地肯定普遍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在这种病症的病因探索问题上，背离了其前辈和同辈们的外因论，把研究重点转向内因论，从寻求有规律的外部冲突转移到了寻求不稳定的内部结构，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的一次重大突破。经济危机这种社会瘟疫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机体本身，这是千真万确的；凯恩斯受到20世纪30年代空前大危机这种极大的冲击和震动，从抢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忧伤情调出发，头脑转趋清醒一些，从长期传统的外因论转向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内因论，这使病源探索在方向上从错误转向正确，对此种转向本身应当给予较高的评价。

至于他所探究出来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在具体内容上，有两个重要论断值得着重指出：

其一，在消费领域内的论断是：消费增长＜所得增长；社会愈富裕，则所得增长同消费增长之间的差距愈大，消费有效需求愈感不足，有待投资增长去填补这种差距的数额愈大。“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量只有两种来源：①现在消费。②现在准备未来消费。……已经预先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的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⁴⁾

其二，在投资领域内的论断是：必须增加投资以弥补所得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但是，“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间差距，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大……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天均衡之困难”。⁽⁵⁾

关于经济危机归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内在不稳定因素的这个内因论本身，无疑是正确的，应当加以肯定。但是，这种内在不稳定因素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导致他这种论断在具体论证上的思路，则须另当别论。如作为前一论断之理论基础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完全抹煞消费倾向的阶级实质，实属似是而非，根本不能成立。又如作为后一论断之理论基础的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只是资产阶级生意经的概括，貌似新颖，实则肤浅庸俗。前面有关章节已详加评论，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要害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因而无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这种关键性机制中去找到内在不稳定因素。他的上述两项论断，相对于“太阳黑子说”、“技术创新说”等外因论来说，确实已经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内因论的领域；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相对于作为经济危机之真正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来说，却仍然是属于现象形态的肤浅概括，并未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核心。关于这个根本性缺陷和错误，将于下节另行论证分析。

其三，凯恩斯确信：通过政府明智、积极而主动的经济政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能够转化成“可调节的资本主义”，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古典—新古典传统教义相信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不稳定性的根源来自外部因素，从而依靠内在稳定性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够促使经济自动恢复均衡，这就是没有政府干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凯恩斯则承认经济危机，进而考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内在的不稳定因素，然后设计出一套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需求管理经济政策，消除这种内在不稳定性因素，消除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永葆青春。

凯恩斯承认经济危机与企图消除经济危机，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承认这种病症，进而对它进行“诊断”，再进而开具“处方”加以救治，并且夸下海口，硬说能够根治此病，假以时日，就能够使资本主义臻于“乐观世界”，开始“文明生活”，这就不再需要革命了。凯恩斯对待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在基本态度上的要害即在于此。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各国半个多世纪实践之铁的历史事实证明，经济危机仍然继续不断爆发；凯恩斯主义充其量只能对它起些有限的缓解作用，长期根治是根本不可能的，“乐观世界”更是一种十足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