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本草文献的基本态度

如何对待古人和古代文化，科学研究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学习要有目的，科学研究更是要有明确的目的。这首先是对于学习目标、研究对象的基本态度问题。

我们说，本草文献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古代医药文化的一个载体。我们研究本草文献，实质是从中药角度对中华文明的古代医药文化的认知。我们常说，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了解多少？掌握多少？炎黄子孙脉脉相传，在世界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不曾间断、停滞的文明，是唯一一个至今仍然精力旺盛、充满活力，对人类、对世界不断做出贡献的文明。在回顾这些而豪情满怀的同时，我们是否自问：我了解多少？我传承了什么？我将如何做？研究本草文献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的阶梯和途径。

批评者常说：文献工作“厚古薄今”。我们没有必要反唇相讥，说他“厚今薄古”。其实，厚和薄是一个根本态度问题，无论古、今事物，当厚则厚，当薄则薄，主要看是、非，主要看价值。无论“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都不是政治口号或“帽子”。现实一些讲，本草文献主要是“古”，我们研究本草文献就是要“古为今用”。有用的，厚又何妨？没用的，薄，弃之又何妨？反之，不正确的作为，厚其所不当厚，薄其所不当薄，当然不利于今，不利于现实，不利于今后，也当然应该不取。“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都不是目的、目标，做“帽子”，不足取，也不可畏，主要看效果。

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注意避免的是先验论思想，所谓先验论，涉及怎样看待“古”，如果不判定具体内容的是、非，在研究、判定之前，先仅凭设想、或前人的论断，便先定下调子，研究也罢、学习也罢，实际是先定下方向，结论不是预期的就是设想的，谈不上科学，谈不上事实。

先验论的对立面是“实事求是”。有先验论，就不可能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现实为基础。

举个例子：《备急千金要方》卷24中有一段反对炼丹、服食（石）的话：“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有人因而称孙思邈是反对炼丹、服食（石）的先行者。但在《千金翼方》卷22中恰恰收载《备急千金要方》中力主不要保留的五石更生散及其同类方。两书的作者都署名孙思邈。结论可以有几个。

1．认为孙思邈反对炼丹、服食（石）的，《备急千金要方》表达清楚，《千金翼方》不是孙思邈的著作，表达的不是《备急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的学术见解；

2．孙思邈反对炼丹、服食（石），《千金翼方》的那些内容，肯定是后人（包括校订的宋臣）加进的；

3．孙思邈没有稳定的学术见解，壮年（著作《备急千金要方》时）和老年（著作《千金翼方》时）对炼丹、服食（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反对转而信仰；

4．孙思邈根本就不反对炼丹、服食（石）。《备急千金要方》中，也有指导服食（石）的内容，证之《千金翼方》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反对炼丹、服食（石）的内容，肯定是后人加进去的，并非孙思邈的学术见解。

类似结论还可以举出很多，关键在于要不要事先给孙思邈的学术见解“定性”“定案”，要不要凭这些“定性”“定案”去审视、看待两书观点的异同。

先验论是文献研究中要不得的思想。

前面屡次谈到本草文献中的错误、反科学内容，有人会问：本草文献如果真是前人用药经验，实践记录，这些错误、反科学内容又怎么能记录、保存下来？对于这类问题不容回避或者故意隐讳。

错的就是错的，不正确的永远也不能成为正确。我们不赞成含混其词的不可知假设：也许若干年后，也许科学进一步发达了，今天所说错的不正确的，反而成为合理的、正确的、科学的。谁知道将来科学家将会怎样判定是非？

本草文献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反科学内容，除去后人已经指出、批判的以外，大约有这样几个来源。

1．不准确、不正确的观察、判断；

2．不实的传闻，包括反复传说的讹变，唾鸡毛、吐大雁之类；有意、无意地歪曲、修饰、添加内容；

3．时间或地域因素的影响而致的传闻失误；

4．编选记录，严肃的典籍与信手拈来的稗官野史不作分别，包括以假乱真、哗众取宠的神话、政治谣言、煽动、蛊惑人心的编造；

5．迷信内容，或不合逻辑的推理、臆断。

限于条件，也许我们有判断错误，也许会陆续发现不正确的内容。基本态度应该是，发现错误就承认。要不得的是认为写在本草文献里的内容出于古圣先贤之手，“古人必不我欺”，只能相信，不能否定。但是，也没有理由以偏概全，因为局部的错误而否定全部，乃至整个中医药学。实事求是地分别主流与支流、主干与枝末，是正确的态度。当然，肯定或否定，都需要确凿、科学的证据，不可想当然，或出于想象。最主要的，要考虑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正确对待医药实践，对长期存在的文化内涵，一分为二地对待，承认错误并不等于一定要全盘否定，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些存在于本草文献中的不科学、不正确内容，在本草文献中，毕竟不是主流，也不曾整个影响中医药的社会实践。“瑕不掩瑜”，毕竟瑜是主体，瑕只是枝末、附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