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的独特地位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主旨在于了解、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各个流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发展线索、源流及其主要特点。经济学说史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包括从古到今的所有重要经济学说，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应被视为整个经济学说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凯恩斯主义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在整个经济学说史中具有一种独特意义。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整个发展史的现代部分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同前此阶段相比，有其独特的格调和内容。以英美两国为例，半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展史中涌现出持续时间最长、牵涉面最广、内容最纷繁复杂、辩论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空前特大论争。论争的中心是凯恩斯主义。此中包括两条战线。其一是外部战线：凯恩斯主义同其对立的诸多经济学流派之间，主要是同以传统经济学教义为主导思想的新旧保守流派之间的论争，形成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干预论与自由经营论两种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风云变幻局势。这条外部战线的核心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是否正确。其二是内部战线：凯恩斯主义者内部各个支派之间的论争，主要是美国剑桥派同英国剑桥派的论争，形成“两个剑桥之争”。这条内部战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凯恩斯本人的教义才算正确。

总之，以凯恩斯主义为中心而展开的当代特大论争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如果从英国20世纪20年代初期算起，已经经历了大约70年，而现在仍在继续进行，并且尚难看到尽头。其二，战线拉得特别宽：既有外部战线，又有内部战线，凯恩斯本人及其后继者两面开弓，艰苦混战，论争中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不断有所发展。其三，内容特别复杂，涉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考察和救治对策。其四，影响特别深远，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当前的兴衰及其今后的前程。其五，论争特别激烈，甚至势不两立，旨在使自己登上“政府经济学”宝座，被录用为救危扶倾的“处方”；而把对方从“宝座”上拉下马来，并且已经呈现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格局。这样独特的特大论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整个发展史中，确实是没有前例的。19世纪30年代那次著名的论争同这次特大论争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而已。因此，我们选定这场特大论争的中心，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及其发展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深入研究，深感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上述两条战线中，外部战线更为重要。这条战线集中体现为政府干预论新思潮与自由经营论旧思潮之间的大论争。现将这新旧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变幻线索简要加以概括。

20世纪30年代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统治后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阶段。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严重地震撼了资本主义体系。这次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导致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的一次重大转化：原来占统治地位、以市场经营论为中心内容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顿行衰落，转换为以政府干预论为主轴的罗斯福“新政”，随之涌出“凯恩斯革命”，逐渐成为风靡西方各国的主导经济学说。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传统的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由盛而衰，长期处于弱小地位；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从兴起到鼎盛，长期雄踞“官方经济学”宝座，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主要依据。这是西方各国，特别是英美两国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互相对立的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一个回合。

战后西方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缓和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促进经济增长，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但后来却产生了一系列恶果，特别是“滞胀”问题更为严重。1974—1975年战后最奇特的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两症并发，是凯恩斯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长期推行以后，经济危机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它导致了西方经济学说又一次重大转化：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失灵，新型的自由经营论卷土重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再度成为英美两国政府奉行的“官方经济学”。这是英美两国当代经济学说中互相对立的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二个回合。英美两国当时政府奉行的新型自由经营论学说及其政策，同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开始衰落下去的传统自由经营论学说及其政策，只是大同小异，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英国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奉行的经济战略思想及其政策措施，在实质上，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美国胡佛总统奉行的传统自由经营论对策的继续。

这就是上述“外部战线”：主要以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为一方，以原来的传统自由经营论和后来的新型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派为另一方，长期争论不休为基本线索。半个多世纪中，对立的两大经济思潮这样走马灯式地兴衰交替，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史上是没有前例的。30年河东，40年河西，风云变幻，简直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这种兴衰交替的变幻格局，是饱经激烈的长期论争才形成的。

但是，凯恩斯主义者并未认输：一方面，对新型自由经营论各个流派的理论和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抨击；另一方面，也适当吸收对方论点，对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加以若干修补，从而出现各派学说融合的趋势。如P．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对自由经营论学说作了第三次折中性大综合，⁽²⁾即为突出实例。看来，随着西方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一旦时机成熟，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经济思潮仍然可能以新的形式东山再起，再居主导地位。果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刊登《看，谁的理论又在流行起来》一文⁽³⁾，明确指出，如果经济学家死后升天的话，那么英国富于想象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近来大概会从九天之上喜滋滋地俯视大地。由于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等理论效微力乏，既无法避免，也无法解释目前美国的经济动乱，凯恩斯学说在美国又受青睐。布鲁金斯学会一位经济学家承认：“目前仍有许多斗争，但是从事经济学决策研究的人几乎全部接受凯恩斯理论，投身于新的凯恩斯主义浪潮。看来，凯恩斯的‘第二次流行’势头颇为强劲有力。”该文预言，随着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退却，新凯恩斯主义将成为今后十年制订可信的经济竞赛计划的新处方。

这种预言近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趋诸实现。首先，凯恩斯主义经过一番休整后，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有所更新和发展，正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名义迈向复兴。这是凯恩斯主义改弦更张，走出衰落低潮，力图东山再起的最新动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此，《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确定一专卷——《新凯恩斯主义》（冯金华著），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述评。其次，美国上次大选，民主党获胜，克林顿入主白宫，共和党执政12年中占据“政府经济学”宝座的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各学派退却下来，由麻省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教授莱斯特·瑟罗（I．C．Thurow）为代表的M．I．T．派取而代之。本届克林顿政府的经济班子中，瑟罗教授并未亲自出马，而由他的门徒：一批年轻经济学家掌管经济财经大政方针。他们采取温和的政府干预和调节：短期刺激“处方”，试图克服各项重大经济弊端，重振美国经济。M．I．T．派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同保守的各经济学派是对立的。从瑟罗教授的论著思路⁽⁴⁾和克林顿政府奉行的经济战略与措施判断，M．I．T．派属于温和的政府干预论那种自由派经济思潮范畴。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美国大选政局更迭，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再一次重大转化：原来当权的新型自由经营论各派退却下去，新型政府干预论学派登上“政府经济学”舞台。这是美国当代经济学说中互相对立的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三个回合。

当然，在政府干预措施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上，这第三个回合不如前两个回合那样界限分明。但是，克林顿政府是在世界萧条的阴影中诞生的。他表示正视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并发誓要使美国经济振兴起来。他把增加就业作为当务之急，重点投资于建设公路、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并采取提高教育的地位等政策，加强美国经济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克林顿奉行一条中间路线，既不是共和党坚持的正统的私人经营计划，也不是民主党热衷的政府干预计划。⁽⁵⁾这是克林顿就任初期的态势。后来，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控制了国会。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受到了牵制，他的就业计划也就难以贯彻。但是，他仍然在坚持着增加就业的努力方向。如1995年6月美日汽车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他立即为此发表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制定了一项战略，我们坚持了我们的原则，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导致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⁶⁾概括地说，克林顿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问题、振兴美国经济为目标，同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无疑是属于政府干预论自由派经济思潮的一个类型。因此，把1992年美国大选的政局更迭归结为半个多世纪来上述两个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第三个回合，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则今后的事态将如何发展、演变呢？我看，两大经济思潮的论争和兴衰交替，总的说来，还会继续下去，而且现在还很难看到在时间上的尽头；问题在于这种论争的具体形式势将在各个回合中涌现出差异和变化。这些演变的动态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和深入研究。

总之，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错综复杂，坎坷多艰，半个多世纪来西方经济学说纷纭变幻，流派众多，形成当代经济学说的一个空前庞大谱系，在庸俗经济学说整个发展史中，其多样性、复杂性、变幻性达到了谱系庞杂、波澜起伏、气势汹涌的高潮，可谓盛况空前，整个进程都是充满着激烈的论争。凯恩斯本人及其门徒们自始就高举着论争的大旗，无休止地进行争辩、争辩、再争辩。在争辩中建立起就业一般理论体系，并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不断有所发展。

凯恩斯革命是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极度危难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的。它在西方经济思想领域中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在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的病因诊断上，由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变；二是在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向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转变。它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确是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对西方经济营运体制的发展，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基于这种突出业绩，凯恩斯在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确实堪称一代宗师。“凯恩斯革命”与“斯密革命”、“边际革命”三者并列，称为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三大革命，可谓当之无愧。

凯恩斯创建的就业一般理论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史中，他是从外因论转向内因论的首倡者；二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他是从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转向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的主要代表。⁽⁸⁾他的经济学说对西方经济的营运机制在理论塑造和政策筹措方面确实是一种改弦更张性的重大变革，使当代西方经济学术大大改观，影响巨大而深远。

现在，我从上述两个角度对凯恩斯革命的内涵和真谛分别进行论述。当然，两者在内容上难免有些交错与重叠；但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凯恩斯在这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确实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两者应当分别评价，才能显示各自的学术业绩。

凯恩斯是受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猛烈冲击而奋起探究经济发展的障碍何在，以及如何解救这个中心课题而创建其就业一般理论的。换句话说，他以20世纪30年代大经济危机为背景，研究何种因素决定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这个实际问题，对失业严重、“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作出解释并寻求解救对策。他明确承认，他的这一理论是关于“经济繁荣内部为什么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My theory of why the booms carry within them the seeds of their own destruction）的理论。⁽⁹⁾既然明确表明繁荣转趋毁灭，要从繁荣内部（within them）去寻找病因，从而在经济危机这个严重病症的病情观察和病源诊断方面，同传统经济学说相比，他有着如下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新观点和新见解：

其一，传统经济学依据萨伊定律：“供给＝需求”，根本否定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明确承认经济危机的确实存在，并且坦率地确认：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到使现行社会濒临“全面毁灭”的极端危险境界。

其二，在这种病症的性质上，传统经济学根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机理，认为这是局部失衡的、由均衡失衡而趋于恢复均衡的暂时、过渡现象；它坚信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与协调性，可以自动调节而使经济运行重新恢复均衡；于是主张自由放任，消极等待，反对政府干预。而凯恩斯则根本不相信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认定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因而坚决主张：采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对严重而深沉的危机进行紧急抢救。

其三，在经济危机的病因诊断方面，传统经济学家大多坚持外因论：从有规律的外部冲突去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凯恩斯则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内因论：在经济机制中寻找不稳定的内在结构，解释“繁荣内部为什么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即经济高涨何以必然会要趋于萧条的内在因素。他确认“有效需求不足”为痼疾的中心病象，从考察生产、就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入手，编制有效需求原理以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而分析消费与投资两方面需求不足的内在结构，其中，特别着重“ΔC＜ΔY”这个边际消费倾向的不稳定作用。这样，包含在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综合性内因型经济危机理论，就由凯恩斯创制出来了。

总之，凯恩斯在确切地肯定普遍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在病因诊断问题上，摒弃了传统的外因论，把研究重点转向内因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对这一转折本身应当给予较高评价。当然，它也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其要害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因而也就注定他根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这种关键性机理中去寻找内在不稳定性因素。对这些缺陷，将在本书第十三章“经济危机理论评论”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评论，请读者参阅。

最后，归结起来，我认定，对这一学术业绩应当这样评价：它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在经济危机的病源诊断方面，从传统的外因论转向比较具有科学性的内因论，这一转折确实是一项重大突破，值得加以肯定。他的门徒们对之未加重视，这是一大疏漏。我们现在把这一学术业绩发掘出来，并且确认它为“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涵之一，理当如此。

在资本主义经济营运机理方面，传统经济学有两根理论支柱：一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演化成为自由经营论经济思潮；二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两者合而升华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均衡理论：进而推演到市场自动调节的完善性和协调性，把资本主义经济营运的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推崇到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新古典学派代表阿·马歇尔以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为核心的传统自由放任经济学当时居于统治地位，面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那种严重危困局势，显示传统理论与经济现实完全脱节，处于十分可怜的混乱状态，势非改弦更张，重新塑造理论与筹谋政策不可。

凯恩斯为了抢救资本主义制度免于“全面毁灭”，创建就业一般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营运在体制上大大背离了新古典传统经济学教条，如“供给＝需求”，如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完善性与协调性等。他确认，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之所在，其中，消费需求不足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投资需求不足只不过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派生现象。在解救对策方面则坚决主张采用政府干预：以财政政策为主药的需求管理模式，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达到并维持充分就业。

作为理论构思的基础和前提，对未来经济态势，必须作出估计和确认。在这种估计和确认上也发生了变革：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取代了经济环境的确定性；这就用历史观——时间的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差异去取代宿命论的均衡观。在战略思想上，对经济发展的动向，用深思熟虑、积极规划的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去取代因循等待、消极放任的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在战略目标上，通过政府干预，以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充分发挥经济潜力作为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这就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只求保持价格稳定、听任市场自动调节、保持经济均衡的战略目标。

归结起来，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摒弃传统经济学说把自由放任经济体制歌颂成完美无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完善性与协调性那种说教；改弦更张，确认它具有亟待改进的缺陷，创建政府干预型的需求管理方案，消除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进入尽善尽美的“乐观世界”。这就是说，凯恩斯革命就是用它那种新体制下资本主义的“尽善尽美”，去革古典—新古典旧体制下资本主义另一种“完美无缺”的命。凯恩斯主义新体制方案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对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确实能够起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但它的这种“疗效”不容夸大，他所沉湎于“乐观世界”的预言，实属虚妄无疑。对它的种种缺陷，将在本书第六章6.3“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含义”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评论，请读者参阅。

综括上面分别从两个角度对“凯恩斯革命”在内涵上的论述，它的实质含义在于：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那种极端危殆的紧急局势为时代背景，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从以马歇尔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为基本内容的均衡价格分析微观经济学中摆脱出来，创建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收入（就业、产量）分析宏观经济学。凯恩斯对于消费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前程的障碍这种弊端，赋予了一种十分独特的重要地位。他确认，基于“ΔC＜ΔY”这种消费倾向，社会愈富裕，则收入（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差距程度愈大，需要用投资去弥补的数额愈大；同时，每次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弥补这种差距，取得今天的均衡，这就会使明天达到均衡更加困难。⁽¹⁰⁾这样，他探究出了西方经济发展前程的障碍之所在，创建了经济危机内因论，也就把资本主义经济确认为需求制约型，特别是消费需求制约型经济，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发展上的局限性。概括起来，再强调指出，凯恩斯革命实现了西方经济思想领域中的两大转变：一是在经济危机病因诊断上，由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变；二是在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凯恩斯新经济学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因此，它对当代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都有着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免于“全面毁灭”。它的政策方案仅仅是在维系和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大前提下做些修残补缺的剧烈调整措施，只能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变革，确实够不上说成是从理论到政策旨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

经济学说属于意识形态，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当代西方纷繁复杂的各派经济学说有一共同的根本特点，即确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存续，抹煞剩余价值剥削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而只围绕着一些现象形态、次要因素，概括、编制出各种不够深刻的、似是而非的以至错误的论断、理论和规律。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比此前的传统经济学说更为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凯恩斯经济学说也不例外，确实具有这两个特点。然则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学说呢？这就存在一个明辨是非的问题。这里，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不骂倒一切，一棍子打死，也不盲目信奉，拜倒在他的脚下。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例如，马克思对约·斯·穆勒折中综合的庸俗经济学说严正地加以批判，但对他关于“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例的”这一论断，作了公正的肯定。马克思先引述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中关于这一论断的原话：“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例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然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¹¹⁾又例如，列宁曾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义正词严地指明为血汗制度。但同时对其科学成分则毫不含糊地加以赞扬，并号召苏联人民认真研究，努力推广。马克思、列宁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切实遵循的。

在明辨是非中，切忌简单生硬。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准绳，既要对凯恩斯经济学说那些似是而非，以至错误的理论明确加以辩驳，又要对它那些具有现实感、合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态势的论点和论断，深入细致地认真分析，适当加以肯定。在本书中应自始至终坚持这条基本原则。首先，以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整个体系而言，应当如此。一方面，同当代经济学说其他流派相对比，它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它在理论塑造和政策筹划中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这种本质因素，从而包含着根本缺陷和错误。其次，以它的一个个具体论点和规律而言，也应当如此。以消费倾向基本规律为例，一方面通过对消费者的阶级分析，确认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超阶级的、适用于全体消费居民的这样一个规律；另一方面它的某些论点，如消费需求不足及其对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至关重要的论点，如把消费倾向同收入直接联系起来的论点，如就一般富裕户而论，当收入增大时，消费增量小于收入增量，因而形成两者间的差距的论点，等等，还是符合经济现实情况的，应该加以肯定。

*　　*　　*　　*

总之，本卷主旨在于，评论凯恩斯经济学说：不论从整个理论体系而论，还是从它的一个个具体原理和规律而论，都力持科学分析态度、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原则，做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当然，这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至于在评论实践中，究竟做到了何种境界，则请读者明察，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改进，不胜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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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刘涤源：《试论近半个世纪来政府干预论与自由经营论两种经济思潮的兴衰交替》，载《世界经济》1982年第1期。

(2) 我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前后出现过三次折中性大综合：第一次是约翰·斯·穆勒，第二次是A．马歇尔，第三次是P．A．萨缪尔森，其《经济学》在第12版以后尤其如此。

(3) 该文载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88年2月1日，第43～45页。

(4) 瑟罗教授论著颇丰，其中著名的三部书是：《得失相等的社会》，揭露美国经济的弊端；《得失相等的对策》，提出解救弊端的对策；《危险的思潮》，揭示保守派经济学的危害性。

(5)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2年11月4日文章，题：《克林顿面临的经济挑战》。

(6) 参见法新社华盛顿1995年6月26日电，克林顿这次谈话的原文载于《参考消息》1995年6月27日。

(7) 参阅刘涤源：《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与真谛》，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8) 凯恩斯的门徒们对“凯恩斯革命”的内涵枚举了一个个具体项目，如否定萨伊定律，如打破“货币二分法”，如对李嘉图工资理论的修订，如倡导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等等。这些都是实情。但我认为，最好把它们概括起来，并且提到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的高度，确认他是倡导这一新经济思潮的主要代表。概括到这个高度，就能更好地评价他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

(9) 《通论》出版后，《经济学季刊》于1936年11月号刊登莱昂节夫等四位经济学家的书评。凯恩斯旋即在该刊1937年2月号发表《就业一般理论》一文进行解答。在此文中，他把《就业一般理论》归结为关于“繁荣内部为什么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的理论。参见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转载于S．E．哈里斯主编：《新经济学》，1947年英文版，第182页。由此可见，凯恩斯本人早在1937年初就已把“经济危机内因论”这一学术业绩归结出来，他的门徒们却没有重视它，一直没有把它列为“凯恩斯革命”的一个主要内涵。现在，我把它重新发掘出来，弥补这一疏漏。

(10)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