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对我们时代的意义

◎马　珺

一、引　言

今天，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似乎被一群工程师思维的人士支配着，他们认为可以按照在其看来可取的价值观，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实现我们都期望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进步。以哈耶克的视角，这既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也显示出人类理性的自负与狂妄。

然而，针对这一事实，大多数的社会精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反思态度。很多人引以为荣的，乃是如何做好和维护一部机车的零部件，以使中国社会这部庞大机车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符合事先确定的功用上的要求，确保其沿着一个既定目标顺利前行，却忽略了这一整体性思维极有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走入人们所不希望看到并应绝对避免的可悲状态。芸芸众生对精英阶层，特别是知识界这一危险的生存现状，可能既一无所知，同时亦毫无兴趣。上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状态，再次突显了哈耶克对我们时代的意义。《哈耶克传》（［美］艾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及其蜚声全球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国少数知识圈内热读，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些敏感的心灵对社会前途表现出来的深深忧虑。

二、生　平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生于维也纳一个殷实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官员，同时是一名植物学家，（外）祖父辈也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历史上，哈耶克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奥匈帝国的贵族。尽管到了哈耶克这一代，其家族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但几代人成就的贵族气质和精英意识仍然被完好地继承了下来。哈耶克与生俱来对金钱、政治与权力缺乏兴趣，而对知识和学术充满热情，成年后更坚信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并矢志不渝地从知识和观念上推动社会进步。

哈耶克早年（1918—1923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的法律系，期间先后获得法律学和政治科学学士的学位，但他的大部分时间却都花在了研究心理学和经济学问题上。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新生的苏联，都面临着如何重建社会新秩序的问题，各种集体主义思潮尤其盛行。受外部环境的感染，哈耶克也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与此同时，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讨论吸引了他，他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原理产生了兴趣，这成了此后纠缠他一生的学术和实践问题。

虽然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仍是世界学术的中心，但已经受到了来自经济和学术正双双崛起的美国的挑战，为了掌握英语和了解美国，为其目标中的职业经济学家生涯做准备，哈耶克于1923—1924年间在美国逗留了一年多。期间他掌握了美国学术界正在兴起的经验和计量研究方法，加入了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商业周期的研究。回国后，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传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帮助下，哈耶克主持新成立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的研究引起了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1931年始哈耶克获邀于此执教，并因持续发表批评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文章，而演绎了一段被后人不是那么严谨地称作“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故事的开端。哈耶克一生中发生过几件对个人和世界都颇有影响的事情，这算是其中之一。与凯恩斯之间的争论为哈耶克赢得了更多的学术关注。然而随着人们对商业周期问题兴趣的减弱，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也陷入沉寂。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获得的专业认同度越来越小。

以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为标志，哈耶克攀上了人生的高点。这是一本面向社会大众的读物，哈耶克在书中强调，基于对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成就的高度自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迫切向往，人们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对在历史上造就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有关自由和法治的观念，造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倘若不加以警醒和及时改变，这一趋势将把英国引向与最初的理想完全相悖的道路上去，甚至有重蹈德国覆辙之虞。不过，其后英国推行的国有化措施、美国国家干预主义的扩张、北欧诸国的福利国家化，以及苏联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战后繁荣，均与哈耶克预测的结局恰恰相反，使哈耶克在经历最初的名声大噪之后，又品尝了百般蔑视和冷落。主流学术界认为他不过是个过时的保守主义宣传家，其作为职业经济学家的声誉一度降到冰点。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1974年，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和哈耶克一同分享。此时的哈耶克已经多年不从事主流框架下的经济学研究。其间，他一方面致力于阐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重申个人自由之于其他社会价值的基础性和根本性意义；另一方面，着力探究为人们所珍视的诸多美好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秩序演化的逻辑。当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实践走入困境、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哈耶克关于大规模经济计划的不可能性及其种种危害的言论重新受到重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这一次哈耶克思想的复兴不只是其政治观念被英美等国领导人奉为执政理念，更主要是思想界对其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重新审视和接纳。此后，资本主义世界展开的去国家化运动、柏林墙的倒塌，前苏东诸国的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型，以及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改革，无一不验证了哈耶克思想的高度预见性，这也许是世界所能给予哈耶克学术成就的最高承认了吧。令人欣慰的是，哈耶克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这些事实。

1977年以后，哈耶克回到故国奥地利定居，任职于佛莱堡大学直到1992年辞世。他最后一部作品名为《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1988，中文版为冯克利等译，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作品中，哈耶克又回到了最初纠缠他的那个问题上。

三、本书的特色

作为一名纯粹的学者，哈耶克不热衷在政治上出风头，日常行为循规蹈矩。除了与远房外甥女海伦娜之间发生过一段先是不幸错过、后又终成眷属的苦恋故事，哈耶克的个人生活总体上普通而单调，传记作者可用的素材并不丰富。然而其学术视野之宽阔、思想体系之精深、所持观念之富有争议，以及学术生命之跌宕起伏，又绝非常人可比。怎样如实地塑造这样一位传主，而又不让学界之外的大众读者感到乏味，对传记作者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挑战。

该书作者艾伦·艾伯斯坦，也是《弗里德曼传记》的作者，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教授，兼任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在政治和社会理论上颇有建树。

在这本书中，为了使哈耶克的学术思想与生活经历融为一体，艾伯斯坦紧紧抓住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地点、人事等环境，尽可能全面地还原哈耶克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些。举例来说，为了重现昔日维也纳以及当地大学的氛围，作者从哈耶克未发表过的自传材料中，以及已经发表的《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话式自传（1994）》，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口述历史计划”对哈耶克的采访资料中，发掘了大量哈耶克孩童时代以及刚成年那些岁月的生活细节。哈耶克成年之后的故事则主要以哈耶克思想和学术的发展为中心，辅之以对每一个思想事件深层次的背景描述。因此，作者展示给读者的，不光是哈耶克个人的画像，更是一幅世界顶级学者群英荟萃以及20世纪全球政治和观念发展的历史画卷。特别是，作者对于哈耶克思想的清晰转述，被很多读者评价为胜过哈耶克本人所能做到的。

多数书评作者都对这本书的清晰、全面、可读大加赞赏。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黛尔德拉·N.迈克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经济学的花言巧语》、《资产阶级美德》等书作者）在一篇书评中这样赞誉它，“艾伯斯坦的这部作品，以哈耶克学术发展为主线，将其个人生活的有趣细节融入其中，全方位地展现了哈耶克的一生，可读性极强。全书由40多个小篇章构成，每个篇章都相对独立，最宜置于床榻之侧，信手翻来……”

尽管如此，仍有书评作者提出质疑。其一，认为作者较窄的视野和兴趣，导致其对现有资料利用不足。例如，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存有大量当时还未发表的哈耶克档案资料，艾伯斯坦对其中的大部分没有阅读。在其1054处脚注中，只有18处参考了哈耶克档案，另外一处参阅了波普档案。他也没有参阅其中涉及哈耶克学术史的其他人以及机构（如朝圣山学会、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在描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第6章中，艾伯斯坦竟然遗漏了LSE自家的档案，而这是了解LSE日常工作的绝佳资料，是其他机构的LSE档案不能提供的，致使有学者认为艾伯斯坦对LSE的描述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其二，认为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本书给予哈耶克经济学思想的篇幅过少，且语焉不详，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考虑到艾伯斯坦的专业优势，这一点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两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哈耶克的心智旅程》，似乎是要弥补这一缺憾，但仍然没有得到经济学专业人士的认可。同年，另一位经济学出身的哈耶克传记作者、也是《哈耶克全集》的主编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所著的《哈耶克的挑战》一书（国内译为《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也许能够满足经济学专业读者的这一愿望。三是认为，由于写作结构编排的缘故，在很多地方难免存在不必要的重复论述。

然而以笔者之见，整体上看，作者对哈耶克的生平、思想发展轨迹和社会秩序理论的阐述，是相当清晰的。让那些对哈耶克思想怀有倾慕，而又在其文字与理论体系面前却步的大众读者，有了一个亲近经典作家的机会。对于哈耶克社会秩序思想的有效传播，利莫大焉！特别是，该书在阐述到哈耶克的关注点从经济学转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秩序问题之后，作者的专业优势充分显示，将对普通人来说甚为艰深的话语体系行云流水般道来，于深入浅出中更加见其功力。

特别要提及的是，译者秋风先生长期从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工作，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国内译者队伍中，这类研究型翻译最为难得，其翻译质量也最有保证。中国读者长期以来深受不良翻译困扰，这部译作令人有理由对译界依然怀有乐观期待。

四、尾声：哈耶克经济学过时了吗？

在这本传记中，艾伯斯坦将哈耶克思想历程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一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二是作为政治和社会哲学家的哈耶克。不过，与其他人的看法不同，艾伯斯坦所描述的两个哈耶克不是分裂的，而是建立在一以贯之的知识论、认识论基础上的同一个哈耶克。

第二个哈耶克获得了无可争议的世界性认同；而第一个哈耶克，尽管拥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仍然不免毁誉参半，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哈耶克早期作为经济学家的声望曾一度沦为“笑柄”。很多人并不认为哈耶克有资格领受诺贝尔奖这样崇高的荣誉。直到今天，即使是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杰出学者仍然声称，如果不考虑其政治学上的贡献，哈耶克已经差不多被人们遗忘了。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归因于哈耶克对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有着迥异于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的看法。

在哈耶克心目中，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研究主题，即探寻尽可能包容个体自由的社会秩序。哈耶克认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在观念上接受了通过计划控制手段以改善社会现状的观念。纳粹暴政并非起因于德国人本性里的邪恶，而是他们接受并实行了国家全面控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后果。出于应对经济大萧条和与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需要，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观念在英、美等民主国家已经深深扎根，早在二战战火正酣之际，哈耶克就认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在他看来，“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也许就是无需对各自的具体目标相互同意，而只遵循抽象行为规则的人们，得以和平共处、共同获益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的——作为劳动分工背景下的市场交易与社会合作理论——的经济学传统。哈耶克遵循并扩展了这一传统，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基于知识分立（主观主义知识论）的前提假设，反证了人类社会的这一伟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为什么所有基于集中计划控制的经济发展观念，都必然要失败，而所有相关的实践，都必然走向专制。哈耶克此后在政治和社会哲学方面的工作，比如《自由宪章》（1960）、《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1976、1979）等，只不过是进一步阐述这一伟大发现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并考察那些有可能对市场交易与社会合作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的种种因素。

因此，读者应当慎重对待当前有关哈耶克的两大偏见。一是，只看到第一个哈耶克，并以自诩为“硬科学”的、以稀缺资源配置为中心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否定哈耶克经济学的价值。二是，只看到第二个哈耶克，并想当然地将其视为一个浅薄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事实上，哈耶克是一位立足于坚实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从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到政治和社会哲学，以至于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的伟大思想家。

哈耶克的学术生涯几经高峰与低谷，褒奖与针砭交替，有时还会无人问津，这些不是由于哈耶克本人追求上的变化所致，而完全来自外界潮流的变迁。历尽波折，哈耶克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成就终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承认，他是当之无愧的社会预言家。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也一样，他的经济学思想与方法不会“过时”。即使在新古典主流当道的今天，经济学工具化、科学化、形式化的倾向无以复加，但哈耶克的影响依然不可匹敌。有人对发表在诺贝尔奖官方网页上的“获奖演说”进行研究，计算出截至2007年每位诺奖得主被其他诺奖得主的“演说”所引用的次数（自我引用未计入其中），以此作为判断诺奖得主影响力的一个指标。其中，哈耶克的引用率高居第二位，仅次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而且，有据可查的是，哈耶克的思想开创了诸多经济学前沿研究领域（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认知经济学，等等），也拓展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当代著名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伯特克（Peter Boettke）等人，对截至2007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在SSCI的统计数据的研究显示（电子文献自1980—2007年，非电子文献自1970—2007年），哈耶克所在传统内的诺奖得主，尽管数量上远少于主流经济学传统内的诺奖得主，但其被引记录远远高于后者。哈耶克经济学不仅在过去和当前没有过时，而且经济学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哈耶克所坚持的经济学传统——将经济学作为“个体在市场制度下寻求共同利益的互动过程的分析”，特别是其主张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终将在经济学以及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发挥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注释】

[1]马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E-mail：majun@cass.org.cn。本文为《哈耶克传》的书评，作者艾伦瞯艾伯斯坦，译者秋风，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