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

作为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都是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尤其是在非常时期，发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可能是“茶杯中的风波”，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深意。从6月12日开始，接连发了主题为“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系列评论文章：《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走出“诡辩的相对主义”》、《远离“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等。这背后既有对当下社会心态以及意识形态茫然无序的焦虑，也有试图要引领中国社会走出意识形态洼地的祈求。

《人民日报》针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狭隘的极端主义”、“庸俗的消费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都是当下社会一些典型社会价值观。“精致的利己主义”是指那种工于心计、圆滑世故，一举一动都笼罩着利益的影子；或把利益作为唯一驱动，原则、信念都可以为之让路；或者吃透规则甚至潜规则，善于钻空子、找漏洞达到自己的目的。文章认为，这种“利己主义”还被穿上了“精致”的马甲，看上去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狭隘的极端主义”是指那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在狭隘的极端主义者眼里，他们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诉求。“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教，即把一切都消费化，为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诡辩的相对主义”实质上就是“骑墙”哲学。即是认为，什么都是相对性的，混淆是非，甚至以非为是，是非颠倒。“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是指为了怀疑而怀疑。表现为：从为追求真理、寻找真相而怀疑，到为了怀疑而怀疑；从警惕人性的缺点而怀疑，到动辄以恶意揣度人；不是依据事实去求证，而是毫无缘由地臆测；不是理性求解，而是放任情绪宣泄，这种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与求真、务实、向善的目的渐行渐远，看似有主见、有想法，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极端方向狂奔的“盲从”。

上述诸种“主义”，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说是“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甚为棘手的社会心态、价值观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十天半月，甚至说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多年渐渐累积衍化的结果。为什么《人民日报》在这个时候提出？而且连连出手，密集发声？从《人民日报》的密集反应中可以读出怎样的信息？对此，笔者尝试作如下解读。

其一，无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掏空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30多年社会转型将中国社会从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社会自主空间渐渐扩张，社会意识形态慢慢生长。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物质欲求以及个人利益的觉醒。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饱受极端禁欲主义以及畸形集体主义之苦，强迫人们去追求所谓杜绝私心、私利的“道德乌托邦”，矫枉过正，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危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社会意识“收复失地”的过程。但是，社会意识的这种扩张不是理性的，存在一种报复性的反弹，过去那些被压抑的欲望和意识，以加速度的方式疯长蔓延开来，充斥于各类社会空间。《人民日报》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庸俗的消费主义”其实就是这种以物质欲求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再者，这种欲念和意识以非理性的方式蔓延，会抑制理性的生长。“狭隘的极端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即是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心态。理性是社会意识的清醒剂。失去理性支撑的社会意识，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它与愈来愈峻急的社会情绪结合，形成巨大的解构力量。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着这样现实：价值共识缺失，找不到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即便有的话，也是局部性的，不稳固的。在价值判断问题上，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理性的，表现为在个人利益的算计上往往是清醒的；但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没有办法把一个个原子化的价值个体用一个共同的价值纽带连接起来。个人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并存，造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极端无序性。这种无序的社会意识对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良性发育是不利的。

其二，主流意识形态试图要重构社会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极大的张力。主流意识形态从来都有一个强烈的诉求：要把社会意识形态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议程。只不过，这个努力困难重重。社会意识从“所罗门的瓶子”中释放出来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疯长起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市场化改革在国家的意志下推进时，市场意识形态也如影随形。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在社会意识中扎根疯长，社会在接纳市场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出现排斥反应，但主流意识形态对它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矜持，使它不能妥帖处理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高调与市场化改革实践的务实姿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在主流意识形态拒绝市场意识形态或对它心存犹疑的时候，社会意识形态爽快地接纳了它。长此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剪刀差就会愈来愈大，彼此的张力也越来越大。值得关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也意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不能放任社会意识形态“无组织无纪律”，主流意识形态要对失控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引导、规训。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高调提出“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目标。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为中国文化发展定调，意在从文化的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安排。从六中全会决议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表述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要从大文化的高度重构中国意识形态版图。

中国高端决策层提出文化强国另外一个动因是：要解决经济强大起来之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不是思想观念。撒切尔夫人的论点听起来很刺耳，但不无道理。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不可能只是物质层面的，文化交往不仅不能缺席，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赤字”问题尚未解决。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交往中，“软实力”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以“美国梦”为轴心概念，较为成功地整合了国内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相对自洽的文化逻辑，同时把它作为“普世”价值观输出到世界各地。不无巧合的是，7月2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文章是《美国梦的历史》，文章梳理了美国梦的生成历史，认为“美国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制造美国议题，唤起民众对国家和生活未来的信心，尤其是在国家遭遇困境的时候。

要解决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文化逆差问题，必须首先让自身的文化强大起来，形成足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责任为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奉献智慧和力量，也有义务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相比之下，中国在文化价值观的内部整合以及对外输出方面尚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