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四川币制之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之前，全国币制混乱，各省共有数十家银行发行纸币，由于不受中央控制，发行准备普遍不足。四川发行的纸币为渝钞，但因四川防区制度，渝钞在川内各地不能通用，信用也不高。此外，四川各军多自由造币或发行钞券，更使四川币制混乱不堪，广大民众深受其害，市场流通与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阻碍。币制统一是经济整合乃至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1941年6月16日，蒋介石主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回顾统一币制问题，他说：

我在民国二十四年视察各省与入川的时候，见到各省各地币制之复杂，真是使人害怕，因此研究到民生之痛苦与社会之黑暗，各种弊端的症结，皆在于此。由此更推想到如果国家对外一有战事，则财政经济更将混乱不堪，直将制国家的死命，所以我国如要实行民生主义，而且能够应付内外一切艰危，唯一要务，就是在财政经济上，必须统一币制，先使法币能畅通全国，乃可使人民不致再受过去剥削的痛苦，而战时亦不致受金融财政纷乱的影响。所以我当时一到四川，除了四川先行撤消防区制而外，同时决定对中央必须贯彻统一全国币制政策。^[17]

四川是最早被纳入中央货币体系的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的省份，这与蒋介石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蒋可说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35年3月7日，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请派员来川整理财政与金融，并告以“四川财政与金融方案，必须派得力而负责人员前来，俾乘中在川期间，得以解决一切，此时整理川中金融，应以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为唯一要件，财政犹在其次”^[18]。很显然，蒋介石视币制统一的重要性更甚于财政整理，并强调“俾乘中在川期间，得以解决一切”。可见，蒋介石对四川财政金融的成功整理必须依赖自己的权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也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推动四川财政整理的主要原因所在。蒋介石对四川币制统一的重大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取缔地方发行钞券与推动中央收销地钞两个方面。

（一）严厉取缔川内各军自由造币或发行钞券

因四川省内长期实行防区制，各军多自发钞券，以致金融混乱。为统一四川币制，势必对此严加取缔，蒋介石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实际上，蒋介石早在入川之前，就曾电令四川各军“所有自由印铸票币券据办法，亟应立予纠正，俾免发生障碍，予人民以无穷之累，贻赤区以可乘之机。……务希查照切实制止，并严令所属一体遵照为要”^[19]。蒋介石入川后，即着手对各军自发钞券进行清理，第二十八军粮契税券案即为其中典型。

1935年初，四川陆军第二十八军自发粮契税券，并致函成都市商会，要求配合：“本军为汇通金融，特由财务处总金库发行粮契税券，以资周转，并经布告在案。顷因发行之始，相应检同样张附函送请察阅。贵会收款如有以此项粮契税券交纳者，即希代为收受，随时赐光为荷。”成都市商会接函后于2月11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今二十八军在中央政府统一川政收拾川局之时，忽然发行粮契税券，究竟取得中央政府允准与否，商人无从得知，应由会呈请蒋委员长、财政部、参谋团核示遵”^[20]。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接呈后，于3月12日致函第二十八军，要求迅予停止印行：“关于各军自由造铸票币事项，业经委座于上月以皓午行参□电通饬制止有案。（原文此处为 □）据呈前情，除收样票抽存并批示外，相应抄同原呈，函请查照，迅予停止印行，以符通案。”^[21]但第二十八军奉令后，并未停印税券，至3月底，参谋团决定“再用委座名义，电饬停止印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亦于3月28日致电蒋介石：“值兹川省军政财政币政统一之际，而该财务处忽有印发粮契税券情事，对于整肃川政统一币制均有莫大妨害。除分电外，谨电请就近转饬省政府及参谋团迅予严切查禁。”^[22]4月2日，蒋介石致电第二十八军：

查川省财政正在设法整理之中，所有不得自由印铸票币及发行类似钞票之证券。经于二月间以皓午行参□电通饬切实制止在案。兹准前由，除电复外，特再电达，务仰查照前□各电令迅予查明严切禁止并将停止发行日期报告为要。（原文此处为 □）^[23]

6月29日，四川财政特派员谢霖函呈蒋介石，报告第二十八军所发粮契税券仍未收回，并请求“准予令饬二十八军将所发粮契税券，从速收回，以维金融”，行营参谋团亦再次致电蒋介石“请委座严电邓军长限期将停止发行日期暨已发行数目电复”。7月19日，蒋介石致电财政特派员阮毓麒：

川省财政正在设法统筹整理，所有未经依法核准发行之债券及类似钞券等项亟应予以取缔，以维金融而符币制。据呈前情，除电邓总指挥严饬前二十八军将所发粮契税券停止发行限期收回并将已发行数额及停止发行日期先行报核暨指令外，合亟电仰该总指挥即便遵照严饬该军立将粮契税券停止发行，规定期限一律收回，并将遵办情形及税券发行数额及停止发行日期先行查明电呈候核为要。^[24]

21日，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以蒋介石名义致电原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严饬该军立将粮契税券停止发行”。31日，邓锡侯致电蒋介石，解释粮契税券迟收原因：“职军粮券迟收及手续阙略，实由事变驱迫使然。绕屋彷徨，疚悚无已。窃维职军所当困难，钧座早已鉴及，前者廿一军广发地方银券，原为掉换昔年川东粮税券而设。现蒙钧座准予收回，职军粮券确为剿匪增发，不敢倖援地券之例，只求钧座饬剿匪总部，准将欠领各款暨旧债先行核发，作收回职军粮券之需，随拨随收，随收随毁，决不稍延时日。”^[25]显然，邓锡侯是以“剿匪”总部拖欠其军费为开脱之辞，并以“将欠领各款暨旧债先行核发”作为收回粮契税券的条件，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8月4日，参谋团致电蒋介石，报告此案症结：“第一，须迅速彻底查禁，免其继续发行；第二，始研究所发券票之处置收回问题，……省政未统一以前，各军所用之款，所欠之债，能否清理？应由何方负债，用何方法清理？均是问题，非短时期内所能解决，自不能与迫不及待之收回粮税契券问题，相提并论。”^[26]显然，此电否认了邓锡侯所提“拖欠军费”的问题。8月5日，蒋介石电令邓锡侯：

查该军前此发行粮契税券，业经令派阮参议前往检查，仰仍迅将印行券票之机器、印模、票板、印刷纸张暨已发行券票之存根，已印尚未发行及已收回之券票，统交该参议点收妥存。其已发行在市面流通之券票，据称原由商号康泰祥负责兑换，仍应责成该商号照常收兑，藉维现状。^[27]

邓锡侯奉蒋电后，见已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只得遵令停发粮契税券。8月5日，阮毓麒从四川省财政厅借调十余人开始着手清理第二十八军总金库及所发粮契税券，至14日才清理完毕，共计流通市面的税券仍有276060元，且发行基金已被挪用。蒋介石得悉后即电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与邓锡侯：“基金既已悉被挪用，无可□转，原函所请就应领款内拨垫填兑一节（原文此处为 □），自属可行。所有该军本年五六两月份应领补发之剿匪经费，应准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为扣发，以备收回该项券票余额之用。”^[28]

在蒋介石的大力主持下，第二十八军所发粮契税券最终得以成功清理，这为此后收销地钞，统一币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二）大力推动中央收销四川地钞杂币

币制统一之前，四川地方银行发行的地钞，未经中央核准者为数达3300万元，因缺乏现金准备，汇兑价格时有涨落，市面金融非常紊乱，工商百业以及公私收付受到很大影响。面对这种混乱景况，蒋介石决定尽早统一四川币制。1935年6月4日，为整理四川旧债，财政部应蒋介石之命，决定发行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但规定本公债定为四川通用银币，只指定中央银行四川分行还本付息，且只准在四川省内买卖抵押。蒋介石闻讯之后“不胜骇异”，认为果真如此，“则弟对川省之金融、财政、军事各计划，均因此而全受牵动矣”。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楚伧、汪精卫、孙科、孔祥熙等人，指出“川币必须统一，必须收回改铸，以免害国害民，其改铸费，亦已略为筹定，一年以内，必须办到。今后即无川币、国币之分，中央发债，亦万无代表川币之理”^[29]。6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要求将公债条例“四川通用银币”字样删除：“查川省市场，川币、国币及一切南北旧币，均一律通用，向无歧视，非对外汇兑，并不补水。中央渝行所收之现金汇兑，均以国币及旧币为最多，足资证明。现川币必须统一，故铸费有着，统一尤易，今后即无川币与非川币之分。故川债草案既承修正，不必注明仅在川省通用，则四川通用银币字样，亦请一并删除。”^[30]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不得不让步，6月15日，他电复蒋介石：“（一）川债不必注明仅在川省通用一节，已饬将草案修正。（二）四川通用银币，并非纯指川币而言，尊意嘱予删去，亦无不可。拟即呈请将四川二字删去，修正为通用银币。”^[31]蒋介石的坚持，为四川币制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为最终统一币制，蒋介石决定以四川省每月之特税收入为担保基金，发行四川整理金融库券3000万元，另向中央银行押借中央本钞2400万元，依据地钞近年来申汇行市，酌定与中央钞比价，采取“快刀斩丝”的办法，将所有地钞依比价标准，以中央钞一律收销。7月9日，孔祥熙奉蒋介石之命提出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的提案，提案云：“蒋委员长入川督剿，迭经往复电商，以为川省剿匪，为完成剿匪军事最后之一段落。事虽一隅，关系及于全国，安定后方金融，不能不由中央为之处理，以利军事进行。特商请中央银行于重庆开设分行，停止地方银行之发行，……由中央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三千万元，定期六十四个月清偿，专充收回川省地钞之用。”^[32]提案措词特别突出蒋介石的作用，强调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是与蒋“往复电商”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增强该提案的权威与效力。7月12日，立法院审议通过《民国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条例》。8月上旬，因财政部规定地钞“只许其在渝市流通，不得持作申汇”，导致重庆发生金融恐慌。11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地钞不兑现、不汇之结果，江日渝市汇价立涨至二百余元，以钞换洋，补水至六十余元，已酿成因挤兑而死伤之惨剧。连日资中、内江各地更风潮迭起，市面恐慌，地钞与现洋比价竟低至九折以下，各军伙食亦即折扣一成，形势紊乱，岌岌不可终日。弟驻节其间实瞠目，无可为计，更不能空言慰藉。所有维持地钞办法，弟已于佳辰机蓉三电详言之，切盼迅予决定采行，立候复示。”^[33]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财政部决定立即实施收销地钞，统一四川币制。9月10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自9月15日起，所有四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代表国币之中央本钞为单位，地钞立即停止行使。凡持有地钞的军民，准许以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无论额面大小，均照此推算，自9月20日起，随时向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都分行万县办事处与中央银行所委托之其他银行、钱庄分别就地掉换，限于11月20日掉换完毕，逾期不换者作废。^[34]布告发布后，各地出现了挤兑的混乱情形。蒋介石感叹道：“此次收销地钞，一般人民便惊慌自扰，到处挤兑，甚至于有践踏压毙的情形。这种可忧可耻的情形，是其他各省现在所没有的。由此可知我们四川人民还不能信任政府，不知道对于国家有何权利义务，这样便不成其为现代的国民！这种情形如果不能挽救，不仅现代的国家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随时有亡国的危险！”^[35]这一认识，更坚定了蒋介石整理四川财政的决心。

为巩固收销地钞的效果，9月18日，蒋介石特致电孔祥熙，禁止中央银行发行重庆地名钞，以增强中央申钞在川民中的信用，从而真正实现货币统一。电云：

川省重现轻钞之习惯欲图打破，必须先树立钞票之信用。以往川省发行重庆或成都地名之钞票，结果多不能收兑，民间受害甚深，即此次地方银行之渝钞，亦须八折收换。种种事实之积累，遂生社会之怀疑，亦不能全责民间歧视。幸通行全国之中央申钞尚有相当之信用，日前蓉市换现虽曾有九五之低折，嗣经设法维持，即回复平兑，无形之中成都及川西一带已变成申钞码头，故地钞必须以上海总行之本钞收换，不特为行营及财部之信诺所关，即申钞在川已立之基础，尤不宜轻行毁坏，而增加川人对于一般钞票之疑虑也。是以发行以愈单纯、愈通用为愈佳，中央分行所备重庆地名之渝钞实不宜发出，尤不能以之为收换地钞之用，前电已详言之，计达览矣。^[36]

由上可见，蒋介石对货币作为信用流通工具的实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力图树立四川民众对中央所发申钞的信任，以扩展中央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因而蒋主张“中央分行所备重庆地名之渝钞实不宜发出，尤不能以之为收换地钞之用”。对少数地方官员可能发生的反弹，蒋介石则主张强力镇压。9月20日，蒋介石再致电孔祥熙：“各区专员如有利用地方钞折扣名词操纵煽动、聚众生事者，应予拿办惩处矣。”^[37]

因收销办法规定地钞十元掉换中央本钞八元，引起了四川商民的反对。在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出收销地钞的布告之前，重庆市商会主席潘昌猷在9月6日就曾致电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提出“以国币券或国币十足收销地钞，以全久远，明知国用浩繁，能省一分，仍为人民保留一分。惟此事关系太大，总望钧座将地钞十足收回，则不特川民感激，矢志不朽，即国家财政亦未尝不可收小往大来之效也”^[38]。汪精卫接潘昌猷电后，谕交财政部处理，迟至9月21日，孔祥熙才致函行政院秘书处：“查收销四川地钞及收换杂币办法，业由蒋委员长于二十四年九月十日通行遵照，并布告周知在案，相应照录蒋委员长蒸秘蓉电原文，复请查照转陈为荷。”^[39]很显然，孔祥熙是在用“蒋委员长”的名头来婉拒四川商人的请求，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四川币制统一的过程中，可说是毫无作为，而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在蒋介石亲自筹划、直接推动之下，四川币制在法币政策实施之前，就已基本实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