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青睐的饱学之士

1933年夏天，在《大公报》社长吴鼎昌和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约请蒋廷黻等一批著名学者到庐山会晤。蒋廷黻是出于“希望会见一位伟人”的心理，来到庐山的。在这里他遇到了老乡(也是原来的同事)，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何廉教授。

他俩一周内与蒋介石谈了好几次话。在牯岭十三号的别墅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蒋何两人就客气地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并提起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历史人物的事迹。蒋廷黻也恭维道:“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第二次会面，蒋廷黻和何廉入座后，蒋介石立即发问道:“你们对当前国家大事有何看法?”蒋廷黻就国家统一问题谈了二十分钟。

蒋廷黻首先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然后又说明，中国地域辽阔，风俗各异，统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阶段进行。首先建立一个真正的核心地区，其行政要优于其他地区。他还进一步说明，因为日本已经表示对华政策趋于积极，所以中日之间难免一战，中国必须认真准备。中国政治家们必须认清对日战争会使中国自然而然地达到统一。在对外战争中，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一定会增加。

蒋介石全神贯注地听着，一直没有打断话题，也没有用微笑或是皱眉来表示好恶。接着他又向何廉问起国家的经济问题。当他们两人告别时，蒋介石说希望他们再多留几天，以便再谈一次。

过了一天，蒋介石约蒋廷黻去吃午饭，当时在座的还有吴鼎昌。席间吴鼎昌提议最好谈一些外界对政府的批评。蒋介石说，不要有顾忌。蒋廷黻说有些人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政府的行政能够更有效率，希望政府控制的地区生活情况有所改善等等。

是年秋天，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约请蒋廷黻到南京一谈。他还与汪精卫及交通部长顾孟余、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交通部次长曾仲鸣共进晚餐。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又一次约见蒋廷黻。晚饭时黄孚和蒋鼎文在座，蒋介石问起对全国热烈讨论的宪法草案有何意见。此次宪法修改的重点是采取美国的总统制，而不是法国的内阁制。蒋廷黻很清楚，一旦通过这个草案，总统一职非蒋莫属。问题是蒋介石获得最高行政权力之后再担任军队最高统帅是否合适。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此外，他还提出采用一部新宪法会陡然增加政治紧张，表示最好还是不要修改原宪法。黄孚对蒋廷黻的意见表示赞同。临别时，蒋介石问起蒋廷黻最近准备做些什么。蒋廷黻告诉蒋介石，他准备利用休假到英国伦敦、德国柏林、苏联莫斯科查找一些外交史料，以便著述。

是年7月初，蒋廷黻与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又一次见面。蒋介石建议他尽可能地在苏联多待一段时间，希望蒋廷黻多了解一些苏联的情况，试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蒋廷黻说自己是学者身份，如果负有外交使命是不合适的。蒋介石告诉他，可以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以便获得苏联政府的信任。

蒋廷黻乘坐火车经满洲里搭西伯利亚快车抵达莫斯科。代理大使吴南如安排蒋廷黻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斯托亚科夫晤谈。蒋问苏联政府是否希望进一步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时，斯托亚科夫表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对中国怀有最真挚的友好的感情，把我们同你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共同的国界，而且是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并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深厚感情。”“一旦苏联政府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一定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

会晤后，蒋廷黻认为“初步试探”已经过去，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立即将详细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应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对他此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十分满意，复电表示嘉许。

在苏联参观和考察了三个月后，蒋廷黻又来到柏林。“德国城市和乡村既清洁又有秩序，这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的。整个国家井井有条。车上和旅馆服务人员礼貌周到，服务热心。”他在德国会见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与之交谈了二十分钟。戈培尔向他介绍了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将在全世界推行的文化理想。蒋廷黻评价说:“他的话像机关枪一样扫射过来”，他“在德国人中可能是一位伟大的宣传家，但谈到文化，我认为他很幼稚”。

离开德国，蒋廷黻又来到伦敦，他先后与著名学者韦伯斯特(C.K.Webster)、泰奈(R.H.Tawney)、鲍威尔(Eileen E.Power)等英国学者会晤。在一次宴会上，蒋廷黻见到了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汤因比每年编印一份记录、分析世界大事的资料(《国际事务调查》)。蒋廷黻称赞汤因比“他的文学造诣和观察力都很出众”，“他的学识的确渊博”。“详读汤因比的著作，特别是注意其中关于中国及远东部分，我发现不仅事实正确，而且了解得也极为深刻。”《历史研究》一书“证明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熟稔，正如《国际事务调查》证明了他对当代各国有充分的了解一样。他的智慧实在是英国和20世纪最为杰出的”。

1935年9月，蒋廷黻结束了他的欧洲之旅，回到清华。他先后为《独立评论》撰写了九篇“欧游随笔”，向读者介绍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英法的自由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他在文章中指出“现时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冲突的可怕情形。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对我似乎太积极，相反地，自由主义又太松懈。”他提醒“人们注意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相似性”，认为“他们相似之处较他们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注意”。

1935年9月，刚刚开学，蒋廷黻就接到二伯父的电报，得知他的祖母去世了。正巧蒋介石约蒋廷黻去南京晤谈。他匆匆赶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访欧的情况。随即赶回邵阳老家奔丧。祖母的丧事安排全由二伯父做主，按照信奉佛祖的祖母生前要求，还作了一场法事。丧事办得很风光，大约花了三百银元，为此卖掉了三十亩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