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财政之紊乱与蒋介石入川

从民国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初，为争夺势力范围，四川军阀内战不休，大小战事共达470多次，四川省内军政、财政、行政更是四分五裂，紊乱不堪。由于四川省实行防区制，每一防区负责民事行政的是隶属于军司令部的政务处或政务委员会，主席是军长本人。在委员会或处以下分设各部，以掌管财政、教育、民政、公用事业和建设等机关。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向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处理四川剿匪政治工作报告》中称“四川位居西陲，西北西南，并为襟带，物产富饶，夙称天府，地广人众，不减欧洲之强国，洵属国防上之重要省区。顾自民国建元以来，川中各军独成风气，拥兵自雄，防区骈立，俨同割据，对中央则视法令如弁毛，对袍泽则干戈相寻如敌国，对地方则视人民如鱼肉，国省税收，悉被囊括，甚且一岁田赋多至十余征，百里之内，勒索关卡，多至数十重，人民憔悴呻吟于此军威暴力之下，根本无政治设施之可言，其紊乱苛扰之情况，为任何一省所未有”^[3]。鉴于四川在国防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4]，国民党势力曾多次试图进入四川，但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在四川的机构只有中央银行、海关、邮电局和财政部盐务管理局。1927—1934年间，四川基本上保持了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原因是国民政府无力干预四川的内政，同时也因为四川的地方军人决心只在省内寻求出路，“只有在他们无力对付外部势力的介入时才可能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观点”罗伯特·A.柯白著，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class="calibre13">^[5]。

1932年10月，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内战，战争的规模远超以往。是年底，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并建立了苏维埃，发展到顶峰时，红军人数达到了8万~10万人。^[6]由于利益的冲突，四川军阀在“剿共”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为红军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四川军阀在“剿共”战争中连吃败仗，连年的战争更使得四川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1934年年中，四川面临着一场迅速蔓延的社会和经济危机。^[7]

1934年9月，刘湘派代表到庐山牯岭面见蒋介石，请求中央准予维持金融及筹措饷项办法。16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孔祥熙，请商议维持川省金融：

顷刘湘派代表到牯略称：一年来剿匪共用去军费一千三百万元，目前饷项支绌万分，而重庆金融尤有岌岌崩溃之虞，拟向中央请求关于维持金融及筹措饷项之办法：一、刘湘历年已发行公债九千数百万元，虽其发行手续条件，不能切合中央规定之公债条例，或不易邀准正式通过，但祗求呈报备案，中央祗须批复一悉字，俾川中商民知此项公债业报中央备案，人心得以安定，债价不致惨落。二、刘湘所办地方银行，一年以来，已发纸币八百余万元，拟请中央准予发行权，当告以财部规定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纸币最多者以六百万元为限，今川既逾此额二百万外，将使中央为难，复据谓四川比较他省地广人多，拟请中央据此特别通融，准发行至一千二百万元为限。盖纸币既经中央准发，则信用亦增，金融可固。否则，恐实时发生挤兑风潮，以上两项，如能办到，则金融赖以维持，筹饷自亦勉可松动等语。川省金融为川军饷源，自有相当维持之必要，惟可否准如所请，希兄等详加核议电复。^[8]

刘湘所提两项办法，仅请求中央出面“备案”所发公债或“准发”纸币至1200万元，以增加四川财政金融的信用，安定人心，并不要求中央进行实质的财政援助。尽管如此，这也说明四川已不得不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求助于中央的权威，以渡过经济危机，这无疑是作为地方的四川与中央开始经济整合的一个先兆。整合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川省财政金融的整理。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经过湖南、广西和贵州，很快进入了四川。在这种可能遭受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在四川内战中坐大的刘湘不得不求助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实质性援助，从而为国民党势力进入四川创造了条件。1934年底，刘湘第一次出川到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访问，与包括蒋介石、孔祥熙在内的国民政府要员会谈。刘湘想要解决的主要是财政问题，通过商谈，决定由国民政府任命一个特派员作四川省政府的财政顾问，以协助解决四川的财政问题。此后，蒋介石即开始对整理四川财政进行谋划与直接指示。1935年2月19日，根据第一任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呈文，蒋介石致电四川各军：

据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呈，略以川省财政，至为紊乱，特派员奉命入川，亟思渐谋整理。比闻各军最近尚有设厂造币及发行类似纸币之证券者，此固因饷糈拮据，思欲救济于一时，而影响金融，益致纷乱于其后。拟请明令各军不得自由铸币及发行钞票与类似钞票之证券，以减纠纷，而资整理。等情。据此。查地方财政，关系国计民生，至为重要。该省各军师以往多有自由造币或发行钞票、券据情事，基本金既无一定之款，发行额亦无明确之限制，而一般奸商，又复因缘为利，操纵行情，以致流弊丛生，民商交困，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当此民穷财尽之秋，中央正力图设法整理，于以兴复农村，维系国脉。^[9]

在上电中，蒋介石明确指出川军自由造币或发行钞票所产生的流弊，“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可见蒋介石对整理四川财政金融的必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并将之提到“兴复农村，维系国脉”的高度。但蒋介石此时对川军的指示，犹如隔靴搔痒，还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的效果。随着国民党军队因“追剿”红军进入四川，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汉口飞抵重庆，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这对扩大国民政府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10]。3月3日，蒋介石研究治川方针与军政、财政之整理以及交通公路之规划，决定督促开发公路交通，协助整理军政、财政，不干涉行政。对于四川省政，则仍寄重望于省政府主席刘湘，“是为中央建设四川以为抗战复兴基础之始”^[11]。3月4日，蒋介石出席四川党务办事处扩大纪念周并发表演讲，自述入川的宗旨与观感：

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那（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如果各界同志，大家能够本着“亲爱精诚”的精神，共同一致的努力向上，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

中国自古还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兄弟在小时候就听说过，想必各位也都知道的。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其中确含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这句话，也并不是要来责备四川同胞，乃是说明四川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四川同胞的责任之重要。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或从四川在全国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12]

蒋介石将“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的四川视为“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认为四川的治乱，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同年春夏间，蒋介石还对云南、贵州、陕西等地进行视察，决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鉴于四川对抗战准备与“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性，蒋介石更增强了对四川财政进行整理的决心。实际上，早在1931年初，刘湘的幕僚刘航琛奉命到南京与蒋介石接洽，就曾对蒋介石说过“统一四川的方法有二：一为使用大批的军械子弹，武力统一；一为使用大批的金钱，财力统一”^[13]。1935年5月31日，蒋介石自记本月所感：“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当一本既定方针，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昭大公。”^[14]可见，整理金融与统一币制是蒋介石此时期整合中央与四川的主要步骤。

“蒋介石懂得地方军人的专恣跋扈，是出于财权兵权集于一身，同时也摸清刘湘当时最困难的是财政金融。”^[15]为加强对四川财政金融的直接指导，除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外，蒋介石又决定在四川设立财政统筹统监机关：一是设立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国库分库，作为国省联合金库，以实现“国地两税统解，国省各费统支，收支整理统监，国地预算统编，淡旺月份统筹”；二是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以监理川省财政之整理及各项预算之执行，并规定川省各项国税之就地留用部分及各项省税，统由各该管征收机关扫数解交中央银行重庆分行附设之联合库，分别国地各款列收，每月应支国省各税，由监理处依照核定预算，统筹支拨造报”。^[16]此后，蒋介石对四川财政金融进行整理与控制，主要是依靠上述机关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