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币制改革

三、论币制改革

王祎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元代货币制度，设计出的币改方案，可分为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即拟分作两步走。其近期目标为当务之急，需要即刻着手解决，即整顿铸币流通，废除纸币流通。“今日钞法宜姑置弗问，而钱法当在所速讲”。具体实施时要立足于“一曰广开鼓铸，二曰罢铸大钱”。就是说为满足市场对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铜钱的铸造。但不得铸造贬值大钱，即反对通货贬值，只能是铸造成色、质地堪佳的足值小钱。

他的近期整顿币制方案的提出，不仅是以虚实论为根据，而且是借鉴历史上铸币流通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历届政府都考虑到铜不便于运输，总是就矿山附近冶炼铸钱，且设置专门机构管理之。唐代“亦即出铜所在置监，天下炉九十有九”。宋代“铸钱总二十六监，而诸路所铸其数多寡各有差，其法皆为不可废”。元代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亦置江淮等六监”。并认为贾谊只是反对百姓私铸，并不反对官府广铸，“鼓铸之开当广”，这是其一。其二是官府铸造大钱只是权宜之计，只能临时应急，绝非长治久安之策。自周景王、楚庄王铸造大钱起就遭人反对，“汉之赤仄以一当五，王莽之大钱五十，蜀之直百，后周之当千，唐之乾元，后唐之永通，宋之熙宁，皆为当十。”因为“大钱质轻而利重，利重故盗铸者多，质轻故宝爱者少。”相反，“小钱费厚而利均，费厚故盗铸者少，利均故贸易者平。”是说贬值大钱质轻利重，盗铸者多，刀斧不惧，然而宝爱者少，苟且之所为。故“皆旋踵而废，而至大大钱(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发行)今亦存者无几”。小钱则不然，“必以汉五铢，唐开元、金大定、宋大观及今至正小钱为则”。即以足值精制为标准，才能保证等价交换的贯彻执行，“贸易者平”。否则不可思议。其实足值铸币的流通也是相对的，小钱流通也不一样，即便不是足值铸币，只要能控制住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不要随心所欲妄作发行，照样能够正常代替货币履行购买和支付手段职能。王祎坚持非足值铸币而不可行用的观点，正说明他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其三是为保证铸币的足值精良，国家须掌握足够数量的铜材。他主张禁铜，由官府专卖铜材，集中制做加工，严密关防，谨防外流。除铸币外，铜材只能用来制作不能用代用品替代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鉴(镜)、磬(乐器)、钉、环、钮等，佛事活动只能用铅锡土木，不得动用铜材。“民间所有铜皆得入官，官为鼓铸，除工本之费，更取其三，而以七归于民”。制做时，一定要“定其轻重而有度，平其出纳而有常。”只有国家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从专卖到生产，发行的全过程就可以实现:“今日之钱可流地上，异代之钱将不销自废。”孰不知这里的纰漏就出在国家自身。诚如吴潜(1196—1262)所说:“今日国用殚尽，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²²⁾”。国家在财政困难，特别是政治、军事危机的紧急关头，绝不会放弃纸币发行这根救命稻草，又怎么肯循着王祎的说教，作茧自缚，堵塞自己的财路，让自己束手待毙呢?

从长远计议，他认为必须铸造和发行金银铸币。“古者三币，珠玉为上，黄金为中，白金为下。后世或为二币，秦制黄金以镒为名，及铜钱是也。今诚使官民公私并得铸黄金、白金为钱。”历史上金朝确曾用银铸造承安宝货，也曾有人主张铸造银钱，就是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不啻社会生活已经提出由价值高的贵金属执行一般流通手段的要求，而且得到当局的认可。对此王祎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说:“今诚使官民公私并得铸黄金白银为钱，因其质之高下轻重而定价之贵贱多寡，使与铜钱母子相权而行，当亦无不可者。且今公私贸易，若于铜钱重不可致远，率皆挟用二金，籍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间有不以之为用者乎?是则用黄金、白银为钱，与铜钱并行，亦所谓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以金银为母，铜钱为子，母子相权而行，不再是原先的铜钱制，而是实行金银铜并行，以金银钱为价格标准，依照金银的高下轻重定价，不分远近公私，金银钱可以无条件地发挥购买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这固然不是王祎的创造，不过是他把现实经济生活中久已存在的合理现象合法化的过程，反映了货币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他及时把握住历史潮流，积极主张铸造金银币，行用金银货币，对于这个新颖、积极向上的建议，应予肯定。

对于王祎的币改方案，时人也产生过相似的看法。曲阜孔齐(生卒年不详)元末至正年间作《至正直言》，有《楮币之患》篇，历述元代末年纸币滥恶，提出:“予尝私议用三等，金银皆作小锭，分为二等，须以精好者铸成，而凿几两重字，旁凿监造官吏，工人姓名，背凿每郡县名，上至五十两，下至一两重。第三等铸铜钱……凡物，价高者用金，次用银，下用钱。钱不过二锭，盖一百贯也。银不过五十两，金不过十两，每金一两重，准银十两。银一两，准钱几百文，必公议铜价工本轻重，定为则例可也”。然王祎主张金银钱民间可以自由铸造，则其重量成色难以统一，会给交易造成麻烦，如由政府统一铸造，民间自由兑换，当能更加完满。不过有人借口祖宗成宪，图谶之说予以否定，说什么废钞用钱既不可能引经据典，又得不到神灵的验证。王祎大不以为然，质言之:“天下之法，虽圣人不能使之久而无弊，”又怎么“可泥于拘挛之见，偏于寻常之论哉。”“弛之张之，与时宜之，斯为善矣”。只有顺应潮流，把握住时机，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币改，才能去弊除害，方为人间大道之行，王祎此一观点，可惊可叹!我们当继承而发扬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