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资源与谈判任务暂不能匹配

（一）自由贸易区谈判方兴未艾，谈判任务日益繁重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我国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到国家经贸政策的层面，预示我国未来自由贸易区建设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实施和在谈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近20个，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地理分布上看，涵括亚洲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港澳CEP A、海峡两岸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在谈）；拉丁美洲的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大洋洲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在谈）；欧洲的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协定（在谈）、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区协定（在谈）、中国—挪威自由贸易协定（在谈），以及非洲的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在谈）。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港澳CEPA、亚太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署；中国与澳大利亚、冰岛、挪威、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6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开展；中国与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

（二）不充足的人员物资配备与原产地谈判的繁重任务十分不符

在我国，由海关负责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谈判、规则制定和实施。据了解，海关总署关税司设有原产地办公室，现有约8个工作人员，并分别在深圳和珠海设立了深圳海关原产地办公室和拱北海关原产地办公室，各有不到10名工作人员。原产地管理工作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非常强，目前海关有限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难以匹配原产地管理工作的快速发展要求。

另外，随着国际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增多，赴外谈判的频率也逐渐增高。有限的人力物资与日益繁重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谈判工作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高负荷的工作压力必然会影响到今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谈判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尽快培养原产地技术谈判专家、增设原产地外脑机构是协助我国原产地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