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情况下怎么办

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很快,1978—1997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得到调整。然而,仔细观察过去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不难发现,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实现的。每逢高速增长的年份,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达13%—15%。而一旦速度缓慢下来时,年度的增长率则只有3%—4%。从1978年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4个这样的周期,平均每4—5年就有一个（见图7.1）。

图7.1　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与通货膨胀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57、301页。

毫无疑问,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如果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是平稳的或是收敛的,这些代价也许还可忍受。但不幸的是,这种周期向上和向下波动的幅度,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这种愈趋恶化的经济周期和某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一齐并发,就不能不令人担心,国民经济会不会有崩溃的可能。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前面所说的到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的预期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并不仅仅表现在产值增长速度上的波动,而是增长率的波动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欲行又止,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恶化。归结起来就是所谓的“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旷日持久的循环往复。这种“活—乱”循环的第一个表现是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改革微观经营机制以后,企业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其对产值增长和利润总额增长的追求十分强烈。在资金价格仍被人为压低的情形下,只要政府一放宽对信贷和投资的控制,每个企业都积极争取贷款以扩大生产,直到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形成“瓶颈”,才通过政府干预即采用调整的办法,强制地把企业盲目扩大投资的行为抑制下来。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与体育竞技一样,速度决定于基本条件保障和运行状态的好坏,而不存在某种不宜突破的速度限制。如果运行条件和状态是好的,速度无疑是越快越好,没有必要人为地确定一个所谓的适宜速度。改革以来,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基础产业的供给不足,再加上能源、原材料和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和服务的条件,所以高速增长常常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和运行状态不佳的高速度,即所谓的经济过热。

“活—乱”循环的第二种表现是经济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周期性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与许多国家的情况相比,过去20年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数次通货膨胀并不算十分高。然而,考虑到改革以前的几十年通货膨胀几乎从未发生,以及银行储蓄利率被大大压低的情形,在经历了物价总水平几十年变化甚微的经验之后,中国人感受到的通货膨胀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冲击是在1985年。如前所述,这一年信贷体制的放权性改革向前迈了一步,而利率调整幅度很小。例如,1985年4月1日调整的国有农、工、商业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及城乡个体经济贷款平均年利率为7.3%,仅比调整前的水平高0.78个百分点,并且其中主要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城乡个体经济户的贷款利率（从8.6%提高到9.4%—11.5%）,同期银行储蓄1年期利率仅为6.8%。在低利率条件下放松信贷控制,导致了1984年和1985年的严重投资膨胀。

与1983年相比,1984年固定资产净投资增加37.6%,流动资金增加1.2倍；1985年又分别增加94.4%和1.1倍。利率水平没有随着资金需求的扩大而上调,因而存款不能增加,而原来受抑制的贷款需求却随着信贷控制的放松而获得满足,存贷间的缺口只能用增发货币来补足。货币发行总量失控和物价大幅度上涨是信贷规模失控的必然结果,1984年流通中货币比上年增长49.5%,导致了1985年的高通货膨胀。这一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达到108.8,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达到111.9,分别比1984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和9.2个百分点。

如果说改革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显著性通货膨胀是维持低利率政策与放松信贷控制的直接后果的话,1988年的通货膨胀则直接起因于低利率政策与普遍的高通货膨胀预期对居民储蓄和手持货币行为的影响；1994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也是由于低利率政策和信贷管理体制的分权化以及融资渠道多元化所共同形成的后果。

“活—乱”循环的第三种表现是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循环往复或改革周期。前述改革以来日益表现出来并严重化的增长速度制约和通货膨胀,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对微观经营机制方面的改革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由之推动的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也不断深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扩大。资源配置管理的分散化程度的提高,反映出了“一放就活”的改革特征和效果。

当瓶颈制约、通货膨胀都达到十分严重化的程度时,正常的经济增长受到阻碍,经济秩序发生紊乱,人民群众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对改革失去信心。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逻辑,政府便出面用强制性手段进行调整或整顿。在传统的发展战略目标不变并维持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的前提下,政府的调整措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严格控制价格。作为遏制通货膨胀和整顿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政府在调整时期首先要做的是利用行政权威稳定消费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因而在这一时期,任何价格改革方案都难以通过。

第二,回收下放的管理权限。为了约束企业行为和纠正投资偏离传统战略目标的偏差,政府往往将此前下放给企业的某些经营自主权和资源分配部门的管理权限收回,强化集中统一的管制。所以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上看,调整或整顿具有向传统经济体制复归的倾向。

第三,加强信贷规模的控制。由于利率是刚性的,不具有自动调节资金供需的功能,只能借助于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来抑制投资需求、调整投资方向,但这种措施缺乏甄别企业有无效率的机制,所以在操作上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第四,抑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政府看到非国有经济违背其战略目标的倾向和更强烈的寻租行为,故有意采取资源分配上的歧视政策；另一方面,在资源更为短缺、资源分配权限更集中于政府的情况下,政府总是首先考虑体现其战略目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源需求,因而客观上产生了资源分配上对非国有经济“釜底抽薪”的效果。

综上所述,经济改革以来所实行的大大小小的调整或所谓“加强宏观调控”,使用的基本上都是严厉的行政手段或计划手段,是典型的“一乱就收”。从实施效果看,这类调整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价格上涨趋势,可以将过热的经济增长速度冷却下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恶化,严厉的行政措施还可以比较有效地约束寻租行为,使经济环境有序化；另一方面,重新加强资源计划配置,在价格改革方面停步,使传统经济体制重新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资源从效率高、符合比较优势的非国有部门流向效率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部门,形成“一收就死”的局面。

而一旦经济形势陷入这种境地时,企业缺乏活力,亏损严重,价格不能调节产品、要素的供求变化,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等等,成为经济中更为突出的矛盾。于是,微观层次要求放权的呼声和实际努力越来越强烈,代表市场调节因素的非国有经济加强其争取资源的竞争,政治领导人又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再次受到鼓励,即所谓“一死就放”。在经济发展战略仍然未有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按照前述的逻辑,又一轮的“活—乱”循环便开始酝酿。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实际上又经历过一次类似的调整。当时针对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投资规模过大,从而经济又一次过热以及泡沫经济的问题,中央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宏观控制措施,特别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几年之后成功地把通货膨胀率降到较低的水平,同时又保持了差强人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实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软着陆”。

然而,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在宏观调控和持续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国经济从长期的短缺经济,经过1993—1996年的投资热潮,开始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随着告别短缺,高利润的投资机会不再俯拾即是。再加上银行信贷责任的加强,以致90年代中期以后,传统的“活—乱”循环因没有随着“一放就活”格局的重新出现而被中断了。相反,尽管政府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向刺激投资的方向转变,甚至开始了一系列启动市场的财政政策,需求再没有像以往的周期一样迅速增长。特别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也放慢了速度。

其实,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改革和发展周期的结束,而是一种变形的表现。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发展战略未能适应微观环节的改革而得到彻底的转变。相对于传统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得以迅速发展的中小企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从而成本低廉、竞争力和赢利能力强的特点,符合中国经济当前的比较优势。这类部门和企业的资金积累快,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机会能够作出迅速的反应,易于形成良性循环,经济增长率高。由于其投资建设周期短、见效快,是启动经济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以非国有经济为代表的这种新兴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金融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的改革,这些部门和企业的发展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解决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办法在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通过利率的变动来调节投资、消费和储蓄,使效率最高的企业能优先得到资金。然而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又在于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生存还依赖于廉价的银行贷款的支持。因此,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成为启动经济和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周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