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研究的“物本”局限和“人本”脉络

传统价值理论普遍存在“物本”的局限。如重商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在研究价值问题时，实际更多的是从商品的供给角度或成本付出（代价）方面着手的。在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早期社会，人类所言及的“价值”范畴，更多的是强调客体（商品）对主体（人类本身）的被动满足，人类在消费时的主观感受更多的来自于物质产品的供给方面，而非精神产品的提供方面。商品的“价值大小”更多的是通过产品创造过程中各类投入的多少来体现的，价值形态（财富）也主要以客观物质的形式存在。在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看来，供给过程中的各类投入（或产品制作代价）越大，则该实物产品对人类的需求满足程度也就越大，商品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客观的“代价”（劳动、资本、土地等）成为商品价值量大小衡量的主要依据。现代主流经济学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貌似强调了价值过程中的人的主体性，但无论是对“经济人”的假设，还是对效用之客体（消费品）属性的认定，都体现出“物质人”对“物质商品”的研究逻辑，实际还是“以物为本”的。樊纲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局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口味’、‘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道德’、‘平等观’等等当作外生的、在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东西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接受下来然后在某种给定的准则、社会规范等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事实上也就把不同的社会标准、道德价值观等作为不同的外生变量带入经济学分析，指出它们的差异如何带来经济行为的差异和经济后果的不同。”。

传统价值理论自觉地将“物本”作为自己研究的立场，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价值理论的发展又不自觉地体现出“人本”的进化逻辑。比如，虽然重商主义没有认识到价值的“主体性”特征，将价值看成“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即金银等货币，但其历史进步意义在于，正式开始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研究财富和价值问题。正如我国学者张一兵所言：“众所周知，欧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发生与起步是重商主义。这种定位已经成了政治经济学说史中的共识。可是，我们至今都没有解读出这种定位的历史哲学内涵是什么？在我看来，实际上这表征了一种人与外部世界依存关系的重大改变，直指出来，就是人类生存的直接物质条件从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的自然物质向商品经济（以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的社会物质条件转变。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人类物质财富的理解上。”威廉·配第说财富就是商品、其源泉是劳动的时候，已经从商品流通转向生产过程来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从哲学上看，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对生产中人类主体性的第一次确认，也是对社会财富本质的第一次科学抽象。”对于重农学派将价值创造归于土地的结论，马克思仍给出历史进步的正面评价：由于“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要素”，因此，重农学派比之于“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的重商主义来说，使得“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又由于“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作才对人存在”……使得“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农业、农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亚当·斯密通过对价值源泉的揭示，通过“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时，实际上已经“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亚当·斯密用经济学的语言确立并弘扬了自洛克等人以来的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经济学家手中”。法国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西斯蒙第认识到，人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而创造财富，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愿望和需要，主张从人的主体性角度重新界定财富的定义：“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显然，当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之后，人对于价值的主体性得到了更高程度的确认。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背后的哲学是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人的劳动、人的异化、人的解放（幸福）等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一些光辉的论断，如《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至今仍是社会研究者思想的源泉。虽然马克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打着“物本”的烙印，但其背后的“人本”精神应该被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