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有理性，文明民族之所以异于野蛮民族者在于能用历史。野蛮民族亦有其社会活动，亦有其社会活动之历史，但他们既不能利用文字将社会的遗产传之后世，即凭长者之传说以为生活之指导；但除了服从社会传说以外，不能如文明人之利用先民的种种成绩以为研究改进生活之方法的基础。所以我以为要改进中国的教育，非注意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不可；要改进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教育，尤非注意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不可。
从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问题的因果。昔日所百思不得其解者，可一旦豁然贯通，昔日所视为神秘不可解释者，可有至当不易的原因，则历史的研究，不独可以利用先民的成绩以为改进生活之资，且亦一种最有兴趣之事。然而六十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由书院而学堂，由奖励实官而毕业学位，由日本制而美国制，其间变迁多端；即出版物中亦以教育占重要地位，何以独未见有有系统之中国教育史，更何以未见有系统之近代中国教育史，或者教育者忽略其价值之所在而不注意研究罢！
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有其价值，而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更有特殊的价值，其最重要者如下。
（一）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以前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为农业社会之产物，近代的中国教育则全为工商业社会的产物。就中国的社会情形言，决不能将西洋工商业极发达的社会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然而在事实上，清光绪二十九年，间接将西洋的教育制度由日本输入，民国元年直接输入之，十一年则更完全移植美国的教育制度。若仅从表面看来，教育制度之移植，并不受何种条件之限制，故时此时彼，均不曾发生何种困难。但切实将改制三十年来之教育效果研究一番，便知道此种无条件的移植办法，实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这种现象为其他各国教育中所无。故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知道教育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更足以启发我们尊重国本的思想。
（二）在教育史上，教育制度之发展本有两种形式：一为自然的，即实际的教育制度先存在于社会之中，然后由国家采取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而加以法律的规定，如英美之教育制度是；一为人为的，即先在纸上造成一种系统的图案，然后使事实去迁就这纸上的方法，如日本及中国是。在原则上，此两种方式自以第一种为合理而效用大。但中国与日本均用第二种方式改革学制，何以日本以之强国而在中国则弊端百出？此问题若能详细比较，不独可以发现许多原因，且可为比较教育的资料，其价值固不仅以中国教育史为限也。
（三）中国以闭关自守之故。素以尊贵之华夏自居，而以蛮夷况其他各国；在社会组织上，中国亦决不能贸然采用西洋之教育制度；然而戊戌政变后，一切新政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能继续维持；庚子而后，并全部采用日本的教育制度，虽然说是当时达官如张之洞之流勇于革新，但其背景则完全为外侮所逼成。由此可知国际强权之势力之大，与国际潮流之不易抵抗，故近代中国教育史之研究，并有助于国际政治之研究。
（四）自同治而后，中国旧教育制度，即因外力之压迫而逐渐崩坏，光绪二十八年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旧者于数年之内，即便推翻。在法制上，书院制与私塾制不能存在，然而实际上，则私塾遍国中，据安徽、广东两省之统计，私塾数远过小学数，私塾生远过小学生，由此可见人民对于私塾制之信仰犹未衰。从另一方面看，则自宣统年间提倡普及义务教育以来，至今除山西外，其他各省之进行甚缓；甚至义务教育之附税被代表人民之省议会反对（江苏、浙江、湖南），适足证明民众对于学校教育之不信任。此种民众信仰问题，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知识问题，而实际上则有文化的条件在背后支配一切。所以西人经营数十年之教会教育，其根基可以随收回教育权之声浪而铲除；国家经营数十年之学校教育，其势力不及同善社、悟善社之迷信宣传。此种中西文化杂糅的变态现象，在近代中国各种问题中均有表现，然而无如在教育中所表现者之显著而普遍，则近代中国教育史之研究，最少亦能供给近代文化史以许多可宝贵之资料。
（五）自光绪二十八年改制而后，新教育之根基实未稳固，一般民众固然迷恋于私塾制度，即社会上号称优秀的知识分子亦对于此种制度怀疑；不独怀疑教育宗旨上之军国民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即对其办法亦表示不满，现时梁启超、梁漱溟、常乃德等其代表也。由此种思潮所演成之具体方案虽各不同，但最少有两种共同的倾向：1.在消极方面反对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教育制度；2.在积极方面，提倡书院制之讲学精神。自“五四”而后，中国固有的教育精神几完全消灭，而西洋之新精神又未曾学得，加以政治社会上的种种诱因，遂致学校无大小，几于无校无风潮，而报纸上之新闻亦几于五日无风潮的纪事，于是教育者以至于一般民众均感觉教育的改造为目前当务之急。然而决非见日本仿德制强而效日本，见美国地大物博重地方分权而仿美制所能为力，最少亦当于已往数十年之教育史迹中，求出现在教育现象所以如此之故，而注意于本国历史上之教育特点，及现在教育思潮之倾向，再参合世界教育潮流，以为改进的张本，则近代中国教育史之研究，不独在明既往，且可以使未来之进行方针有所依据，不至忘本乱仿，其有益于教育政策者盖非浅鲜。
总之，近六十年之中国教育史，完全为中西文化杂糅过渡期之教育记载，虽然全部改行西洋教育制度的时间不及三十年，但因其构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为外侮的压迫而非自动的采择，故无论何时，均有中西文化两大思潮互相激荡，互相排斥。在中国社会组织与民族习惯两方面均不宜于采用现行的西洋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但为着外力的逼迫，势不能不走此路。故在表面上极力模仿，想收速效，而实际上则仍为固有之思想与习惯所支配，遂至橘逾淮而变为枳，其效相反。因而三十年来之中国新教育，其复杂变化之度与夫冲突不安之状，既非各国所有，更非中国旧时所有，其情形至为特别。此问题之研究不独为研究中西文化沟通与中国教育改造的钥匙，而且至饶趣味，教育者固当乐于从事而努力从事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