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在“何为发展”问题上，东方社会中、俄、印存在着“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分歧。

1.“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上世纪，东方社会受多种发展理念的影响：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理念。这是当时国际环境中盛行的发展理念。二是，社会主义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公平、公正发展理念成为东方社会的普遍追求，苏联将经济增长、国家强大作为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这一发展理念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代表，影响到中国、印度。三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理念的反思。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从环境污染角度首开反思发展问题之先河。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指出经济高速增长、人口膨胀正在制造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五大危机，指出只关心单纯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发展的“零增长”、“负增长”。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大会，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六项原则，倡导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谐的新发展观。1986年联合国的《发展权利宣言》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作《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在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主张转变生活方式，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强调在经济发展中既不损害人类当前的福利，也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联合国计划发展署《1992年人文发展报告》指出：“把关于发展的对话扩大为不仅仅关注手段(GDP)，而且关注终极目的。……它使发展围绕着人的中心，而不是使人围绕着发展的中心。”^[20]“以人为本”是一个时髦的概念，当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而且，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用；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在用，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用。因此，东方社会交织着资本主义传统发展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观、反思资本主义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等多个发展理念。

但在上世纪中叶以前，人类普遍盛行的是传统发展观，即，只顾当代人眼前利益不顾子孙长远利益的急功近利性发展理念；只关注生产力发展不顾自然生产力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不考虑质量和社会效益，只顾劳动密集和资源投入型发展，很少考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理念。

东方社会中、印、俄正好在传统发展理念盛行时建国，当时东方社会落后的现实，将“GDP”增长视为发展的理念一度是东方社会的普遍现象。

1956年，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指出，“最根本的事情，是必须扩大生产和增加财富。”^[21]印度独立之初，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方针，尼赫鲁强调公营经济的重要作用，对私营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理念，“我呼吁印度所有工业家应在印度人民令人震惊的贫困层面上考虑工业化，当然，我们都希望工业增长，但它必须是对四亿人民有利的增长，而不是对少数工业家和资本家有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必须在任何工业增长方案中摆在最优先的位置。”^[22]

1966年英迪拉·甘地就任总理后，继承和发展了尼赫鲁“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基本思想，采取大规模国有化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实行限制垄断及外资的政策，推行以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的激进型“社会公平”的主导发展理念，“为了消除不平等，为了确保更公平的分配，所有经济活动必须从属于这一社会需要。”^[23]

曼莫汉·辛格指出:“在一个贫穷而民主的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发展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如果发展是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发展，如果发展伤害了穷人并且没有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政府就会有麻烦。”^[24]曼莫汉·辛格反复强调，治疗贫困的良方是经济增长。拉奥政府一再强调印度的改革必须具有“人的面孔”。

普京以民众利益为中心推行了一系列追求增速、关注民生的“富民强国”发展战略。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普京分析了俄罗斯后工业型追赶面临的形势，指出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是新一轮追赶的战略核心，俄罗斯发展“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5]普京认为，“要保证俄罗斯经济不被甩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后排，起码需要5%的增长率，最好能够达到10%。到2003年，他把这个目标进一步提高，即在十年内使GDP 翻一番，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2%”^[26]。2003年提出了“追赶型增长”的战略的具体任务和主张。在2004年总统国情咨文中再次重申，到2010年使GDP翻番的目标，俄罗斯经济需要从中速增长转为快速增长，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俄罗斯经济战略的核心目标和重要特征。

俄罗斯也提出“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全新社会政策”的“普京计划”的核心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并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健康和受教育水平、改善住房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俄罗斯1.44亿人口中有1.03亿有权享有优惠政策。据统计，俄政府每年实际用于社会福利的补贴高达5000亿卢布，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就业保障基金、退休养老基金、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完善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27]

是不是所有的“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从本质上都有相同的？实际上，仅仅一个“以……为本”的抽象术语并不能说明它的全部，而只能说明人类关注的对象实现了从天国向现实世界的转移。但是，发展的主体设定不仅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表现在实践中，表现在是否为人民群众享有发展成果而疏通了所有的社会关系通道。无论印度还是俄罗斯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目标设定，遭遇到两大瓶颈：

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瓶颈。虽然普京反思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惩治了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反对寡头对国民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垄断和直接干预政治，但是，它依然沿袭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印度独立后，废除“中间人”柴明达尔包税制的土地改革，同样没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28]贯彻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生产资料私有制干扰乃至排斥对劳动群众的公正。印、俄两国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专政、按资分配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触动的。俄罗斯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的势头没有根本改变，寡头数量和财富总量都进一步膨胀。印度在废除柴明达尔制度之后，却以补偿的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地主或大农”。推行“土地持有的最高限额”限定私人土地最高额，却只涉及到一小部分富裕农民，而占总人口65%的农民整体上被改革完全忽略。私有制直接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发展眷顾的“人”中排挤出去，底层群众从社会发展中的受益并不大。印度、俄罗斯两国资本主义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寻找造成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社会不公正的生成逻辑，反而扩张资本主义，只能选择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的、就事论事的浅表解决问题的方式，对私有制进行一些技术性限制和控制的策略应对，做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体制改良。人民群众的公平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却不能得到所有制的保障。资本主义有着“资本”的公正，它能保证按“资”分配的公正，因此，公正属于资产阶级，不具有社会劳苦大众的底层意义。所以，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中，它或许可以保证人的“自然身体”、“有机身体”、“精神身体”的强大，但无论如何也无法疏通人类最重要的“社会身体”，为“以人为本”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藩篱。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后发国家，现代化灾难不能够在体制内部得到根本解决，与资本主义的“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等。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仍旧是自发性现代化，是西方自发现代化的变种。真正的社会公平，“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29]

其二，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所关注的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如何实现政权的稳固、如何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把发展的人学目的、发展的社会责任看作是发展理性之外的附生物。在发展问题上的侧重点依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国家主义没有变，这种所谓的“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维护政权和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是调和社会矛盾、化解国家政治危机的一种妥协手段和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中的问题，它摆脱不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束缚，不能从关注物质财富增长处移开，总是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功利性，因此，依然是在壮大着除“人”、“神”之外的“他者”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只能是“以国为本”的脚注，从根本上无法超越传统发展观。

2.“以人为本”理念

邓小平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0]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31]邓小平指出，我国“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32]江泽民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多次提出“坚定不移刺激经济增长”。

可见，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总量、GDP量增是东方社会中、印、俄发展理念的共同特征，这是因为：①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适度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没有足够的经济总量增长的国家是无以立足的。②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极不平衡、亟需现代化的东方社会而言，经济总量增长就是社会进步。③人类社会全面发展需要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协同进行，但是，这只是理想状态，现代化往往是通过经济发展“点”处突破这种不均衡的方式启动的，这种不均衡发展要经过“利大于弊→利弊相持→弊大于利”等阶段，经济增长对消除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它尚未达到“无法容忍”的失衡性发展之前，就是合理的。所以，对东方社会而言，在一定时期内将经济增长放在核心地位，这种重视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发展模式有着其内在的生产力根据，是允许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东方社会有着积极作用。东方社会中、印、俄三国中，只有我国的发展理念做到了“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