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对型制度变迁

国内外的历史表明，制度变迁的真正困难，源于既得利益者的强力阻挠，以及作为正式制度规则重要供给者之一的政治家的明哲保身。只有发生危机并可能产生颠覆性后果之时，万不得已，走投无路，政治家才可能采取必要行动，变革制度，推进制度变迁。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危机-反应”模式，即危机应对型制度变迁：小危机，小反应；大危机，大反应！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对各种危机的判断标准，对危机的反应方式以及速度，会有所不同。毋庸置疑的是，面对各种危机，各国都会有所反应！制度变迁就在这种对危机的主动或被动反应中实现。每一次危机所带来的震荡和冲击，都会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即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大致协调的状态。不断地修改完善制度规则，再次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制度均衡。从制度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如此下去，制度在动态中实现变迁。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1918~2000）先生在其大作《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归纳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制度变迁的特征，他认为，中国社会进行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历次重大的社会制度变迁，都是对社会危机状态的一种被动反应。1840年鸦片战争，导致国人对夜郎自大的帝国心态的调整，反思文化与体制上的弱点；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引起自强的洋务运动，引发百日维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义和团运动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激起辛亥革命；凡尔赛和约宰割中国，点燃“五四运动”。顺此思路，我们还可以看出，日寇在中国的烧杀掳掠，民族危亡，促成了国共两党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团结；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国内近乎崩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规模的贫困，实行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21世纪，我国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可以看出，我们正面对严峻的挑战，也正在努力尝试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危机严重，社稷不稳。万般无奈之时，正式制度的供给者为避免江山易帜的风险，才进行制度变革。但是，能否长久地避免这种风险，则取决于制度变革的广度、深度与时间选择。面对危机，如果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是小打小闹，甚至动用国家强力压制矛盾，那么，这可以推迟风险到来的时间，但不能彻底消除风险。大清末年，清政府也进行了变法改革，但由于只是被动地小修小补，最终，大清政权也是灰飞烟灭。当然，统治者的制度变革反应还有个时间选择问题。就像一个人有病，能否康复，不仅取决于如何治病，还取决于什么时候治病；病入膏肓之时，即便请得神医华佗，抓得灵丹妙药，怕也回天乏术。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朝代或者帝国的末代统治者，一定是悔得肠子都青了，一定是抱憾终生！抱憾什么？抱憾正确的事情做得太晚了！那些历史上的末代统治者一定不仅憎恨揭竿而起者让他成为丧家犬，而且责怪甚至憎恨只是一味把危机向后推移的前朝当权者，使他成为“历史的罪人”。

2006年12月24日，前苏联解体15周年前一天，白嗣宏先生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文章，他写道：“十月革命高举理想主义大旗推翻沙皇，前苏联普及教育，科技进步，战胜法西斯，闪耀骄人亮点；但由于坚持教条，官员贪腐专制，改革一拖再拖……执政党的合法性在现实中逐渐被消融、稀释……什么是变天的真正原因？不思进取、推迟改革、拒绝世界潮流和时代大趋势，这是致命的错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面对危机，只有全面、彻底和及时的制度变革反应，才能从根本上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先生于2011年6月28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题为“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文章指出，改革必须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常态，否则，革命便会悄然地孕育，以至于最终爆发革命；“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边。”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因此我坚信，及早并持续地进行制度的改革，能够避免那可怕的最后一步，避免悲剧的发生。

对于中国的全面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早就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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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前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1989）, 1989年12月22日被捕了。身陷囹圄之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对手能有起码的法治精神，能给他以公正和公开的审判，因为他知道，凭他的能言善辩和影响力，只要有机会公开发声，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盘算是精明的，期待是合理的！可是法治、理性、人权等意识，是需要长期和精心培养的，岂能在几日之内速成？曾几何时，他一手遮天，法治、理性和人权的萌芽不仅连一点阳光都得不到，还不断以动听的理由和残酷的手段挤压其生存空间，彻底破坏其成长的土壤。他甚至连那些只是动动口、善意批评时弊并建议推进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知识分子都不放过。他治下的恢恢法网，滤去了几乎所有他今天渴望的东西。真怪！他现如今却这么期待当年被他无情整肃掉的那些人一心想给予这个社会的东西，可现在哪里还有这些东西呢？他面对得是由他的伟大思想培养的公权力掌握者，这些人崇尚暴力，藐视法治，嘲笑人权。于是，他也只有自食其果了，三天以后，仅仅过了七十二个小时，他和她身为第一副总理的夫人便被秘密处死、匆匆落葬。哎，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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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拖延改革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辞，其实大多都是既得益者保护既得利益的花言巧语或者臆想推测，多少有些危言耸听。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一七四页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1876~1929）有这么一段话：“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这也许是当时中国推行民主宪政困难重重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