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难点

　　第一,由于商用大飞机项目启动的时间较短,上海地区的航空工业体系正在加速建设和扩张之中,上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演化调整之中,因此要估测这个项目的产业拉动效应很难。

　　第二,这个项目能产出哪些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又有哪些应用,又能够有多大的经济产出,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要对很多收益进行定量化的经济评估,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四,由于大飞机项目对于地方长期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航空科技进步与创新实现的,而对于笔者来说,在航空科技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所以航空科技创新中的哪些技术可能用于其他领域,笔者并没有多少认识,这显然是笔者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不足,也是一个难点所在。

　　第五,许多航空科技创新对我们国家来说,可能是创新,但在世界范围来看,这项技术在西方航空科技发达国家可能早就是相当成熟的技术了,并且这些技术也早被西方国家用于其他领域,所以,我们国家对这些技术的开发掌握只能说是对已经存在于世的技术的“再次开发”,它能够被运用的领域也早被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利用,使得这些技术的“潜在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因此这些技术对于我国整个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要打一个折扣,但这种折扣是多少,我们目前还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纵然如此,这些技术对于提升我国整体科技水平和工业制造能力依然是不可逾越的一步。

　　第六,大飞机研制中的“机会成本”问题。如果把花费在商用大飞机项目上的钱用于其他领域(如教育、信息技术研发等),一样也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应,一样会带动就业和国民经济增长,这些收益就可以看成是大飞机项目的“机会成本”。如果花费在商用大飞机项目上的钱不能使国家的产出增加更多,那么我们就认为上马大飞机项目没有必要;相反,如果用在商用大飞机项目上的钱,可以较政府其他支出产生更大的国民经济产出,那么上马商用大飞机项目就是合算的。而如何测算这一“机会成本”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另外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是分析大飞机项目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是本项目可以获得的商业收益。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地区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就业充分的,则在这个地区新上任何项目的社会收益都将是零,除非此项目是一种创新性项目,因为创新性项目的技术较为先进,或者它对各种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因此可以提高社会生产率,获得较高的收益。从长期来看,这种新的技术和新的组合会很快传播到这一区域内的其他产业部门中去,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