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企业跨区域发展

迄今为止，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本书第七章）。这三个阶段的标志分别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21世纪初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三个阶段的一体化特征分别为“横向联合”、“对外开放”和“四个中心建设”。这三个阶段也可称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三次浪潮。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企业的跨区域发展以及其由此而来的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的展开是主要动力之一^〔10〕，也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这种来自微观层面的一体化既受益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进程，反过来，又有力地推进了长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之不断深化。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参与跨区域发展的企业数量及企业一体化展开的形式也随着区域一体化的阶段推进而不断地扩张，两者互为因果。

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

20世纪80年代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地方分权开始的，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政策措施时，也倡导“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分权改革造成的“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最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及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共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以后继续扩大，安徽、江西和福建省先后进入上海经济区。“上海经济区”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机构，其常设组织是“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功能是研究、规划和协调。上海经济区的另外两个运作平台是两省一市省长会议和10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也是一个协商性质的组织。不断扩大的区域边界，使得协调趋于困难，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趋复杂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上海经济区”在成立五年之后终于偃旗息鼓。上海经济区并非一级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具备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但是，作为中央政策的体现者，它的存在本身就创造了有利于微观主体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环境，为当时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20世纪80年代正是江浙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通过利用上海经济区创造的“横向联合”的制度环境，许多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取得了同上海的国有企业进行多种形式合作的机会。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江浙地区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贴牌生产（OEM）的企业。据曹大立（2003）回忆，当时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11〕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的微观合作现象，即江、浙、沪企业间的合作，主要表现为企业间的垂直分工展开和简单的以产销分工为特点的纵向一体化和资源的互相利用。垂直分工主要表现为，上海的国有企业主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则相对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当时，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规模都非常小，技术水平也很低，需要通过地区间的合作，从上海国有企业处获得技术转移。这一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之间互相寻求合作伙伴，建立“联营企业”。主要表现为上海国有企业甚至是一些科研单位通过技术转移，将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作为自己的“联营企业”，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则通过联营获取技术资源以克服企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上海的市场和信息资源，江浙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营者也开始到上海设立销售机构，意图在上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方式是在上海购买营销店铺，或租赁商场柜台、实行厂店联销等初步简单的纵向一体化形式。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来自温州的个体经营户以“厂店联销”、“一厂一柜”、“引厂进店”等方式集群进入上海，将上海的北京东路变成“浙江电器一条街”。而江苏的乡镇企业则更多地采用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这样集销售、公关、信息采集、原料和设备采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派出机构，以实现企业的跨区域发展目标。在这一阶段，由于双方企业结构和制度特征的不对称，企业跨区域发展，以及企业间的地域分工和企业内的地域分工都处于较为初级的状态。表现为行为发端的随机性，形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非制度性，对人际关系网络的依存度较大，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大多属企业的战术行为，战略意识并不明显。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是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标志的。浦东开发开放以后，由于中央政策的倾斜，上海获得了改革和开放领域的政策资源。加之其本身所具有的厚实的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及优越的区位条件，上海很快成为继深圳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另一个中心，并以此迎来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以“对外开放”为标志的第二个高潮。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长三角企业的跨区域发展逐渐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以“星期天工程师”和“联营企业”为载体的上海企业向江浙地区的“技术转移”，以在上海建立营销机构和“办事处”为载体的江浙企业向上海的空间扩张。而在第二阶段，长三角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江浙企业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资源，有规模地寻求向上海的空间扩张，并开始比较系统地建立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网络。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部分江浙民营企业已初具规模，积极推进跨区域发展、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成为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一些较大规模的江浙民营企业将部分企业的功能中心，如研发部门和销售部门甚至是企业总部转移至上海。浙江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乐清的正泰、德力西、天正集团和宁波雅戈尔集团等大企业纷纷在上海设立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也有如江苏的春兰集团、浙江宁波的杉杉集团，浙江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把企业总部迁至上海。这些民营企业同时在江浙地区保留、甚至扩大了其生产加工基地，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地域分工。其二是，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以建立专业市场等方式进入上海。采取这种方式的大多是浙江、江苏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这种方式比较像第一阶段江浙企业跨区域发展方式的延续和扩大，这是另一种企业内地域分工的表现方式。“前店后厂”方式，也是纵向一体化的一种表现。专业市场设在上海，但是经销商品的生产基地基本上都是在江浙地区。这期间，江浙企业向上海寻求空间扩张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上海的市场规模及信息优势来拓展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张企业规模；同时，利用上海的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加速引进人才，克服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科技瓶颈；以及利用上海对外开放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寻求对外合作的对象，引进技术、扩大出口也是企业跨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笔者曾经对浙江企业进行过问卷调查，并对有关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其结果可见表8-1。该表表明，和浙江企业向上海进行跨区域发展行为有较高相关度的企业发展目标分别是：扩大销售，吸引人才，利用完备的基础设施，引进技术和扩大出口。从企业一体化过程来说，这一阶段，和企业跨区域发展行为紧密联系的是企业一体化的发展，主要是纵向一体化。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通过向上海的空间扩张，向本企业产业链的上游延伸到研究开发部门，向下游延伸到市场、流通和销售部门。

表8-1　浙江企业以上海为指向的跨区域发展企业与企业发展目标间的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中华书局2002年版。

这一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另一个主要角色是海外企业，或称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央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鼓励下，20世纪90年代后，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了长三角地区。这些企业在通过上海这个长三角门户城市进入中国大陆地区以后，以自己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空间感觉，迅速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展开了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网络。除了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利用中央和上海市政府的渠道和政策支持，将自己的中国总部、研究开发机构和生产机构都置于上海，特别是浦东地区以外，大多数海外企业，主要是海外中小企业将本企业的生产部门安置在苏南地区。结果，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的改革开放进程，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苏南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原来内向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迅速转向外向发展。在浦东开发开放后的几年中，江苏地区的外资引进水平年年上升，甚至超过了上海，形成了“浦东开花，苏南结果”的格局。在长三角内部，上海和苏南地区的一体化进展最快，外商投资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纽带作用是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形成这一格局的重要原因，除了上海和江苏南部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在资源禀赋、空间距离、发展水平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之外。在微观层面上，20世纪80年代江苏乡镇企业的跨区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苏南乡镇企业在上海设立的多种形式的综合性派出机构——上海办事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这一阶段，上海国有企业向江浙地区的跨区域发展相对沉寂。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和体制。上海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联营企业”、“星期天工程师”的形式向江浙地区寻求跨区域发展和空间扩张。但是，这一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延续下去，上海的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技术转移后，由于体制和制度原因，并没有及时进行结构调整，或者进一步寻求企业的一体化发展，在内有体制、制度弊端，外有江浙非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下，这一时期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上海本地企业基本放弃了对外的空间扩张，而转为进行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内部改革。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阶段的企业跨区域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延续，我们把这一阶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称为区域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一般认为，进入21世纪，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一个相对成熟和快速发展的阶段。比较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得到了质的改善。主要表现在：

（1）长三角内部高速公路网的形成，意味着区域内要素和产品流动成本进一步降低。

（2）以共同打造“四个中心”为目标的长三角一体化共识的形成。上海在2000年开始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打造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四个中心”发展目标。2002年，有学者提出沪、苏、浙共同打造上海“四个中心”的观点（陈建军，2002年）^〔12〕，被广泛认同^〔13〕。这标志着，在长三角的产（企业界）官（地方政府）学（理论界）之间，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共识已基本形成。

（3）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使得有更多的企业可以摆脱地方政府的制度束缚，推动了企业的跨区域发展行为的普遍化。

（4）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自身定位变得清晰起来，地方政府部门对区域一体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制度成本不断降低。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产业转移趋势的加强，以及长三角作为国际产业集聚中心的特征日益明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的倾向也变得突出起来。受益于长三角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条件，相对完备的基础设施、强大的制造业发展基础，以及多元化的要素和资源准备，还有迄今为止的区域一体化进展，使得长三角在中国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脱颖而出，迅速成为国际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中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三角每年吸引了50％以上的海外企业向中国的投资。作为产业集聚中心，长三角的国际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力已经超过珠三角，而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因此，在这一阶段，国内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和海外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向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形成，或者说企业一体化的展开，成为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纽带。

这一阶段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特点是量的迅速扩大和质的提高。

首先是量的扩大。实行跨区域发展和推进企业一体化战略的企业明显增多。我们把实行跨区域发展企业称为“迁移企业”。据浙江省统计局在2004年初的抽样调查，截至2003年底，浙江迁移企业总数的90％是在2000年以后进行的，2000年之前迁移企业数占总迁移量的比重仅为14％；2001年以后，实行跨区域发展的企业数量呈迅速扩大之势，并保持逐年上升的势头，2001年迁移企业数占总迁移量的26％；2002年迁移企业数占到27％；2003年迁移企业数更多，占到总迁移量的33％。各年度所占比例及其推移如图8-1所示。从该项调查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也推动了该地区企业跨区域发展的新一轮浪潮的到来，两者互为因果，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新的阶段。

图8-1　浙江省跨区域发展企业的推移

注：图中数据显示的是各年次的跨区域发展企业的相对比重，以2000年以前到2003年底为100％。数据来源：《浙江企业调查》2004年第21期《浙江企业迁移的动因及其影响研究》。

其次是质的提高。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企业跨区域发展紧密相关的企业内的地域分工，或者说是企业一体化已经不仅仅是比较单纯纵向一体化，而是包括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的全方位一体化。跨区域发展的部门，从第一阶段的营销部门为主，第二阶段的营销和研究开发部门为主，转变为全部门，包括生产部门和企业总部。与此同时，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区域指向也变得更为多元化，如果说在前两阶段，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区域指向主要是江浙地区向上海发展，那么到了这一阶段，江浙企业互相以对方为指向的跨区域发展，以及上海企业以江浙地区为指向的跨区域发展都在其积极推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