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回顾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是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专门理论。它最初是在国外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对于一国之内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属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体制的成熟和完善，在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中，传统工业区的核心地位不断加强，核心—边缘地理结构的形成和强化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空间格局。加快边缘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经济学领域中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区域经济学迅速从传统的微观区位分析转向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概括起来，目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理论观点上可区分为以下8个方面(周起业等，1989;翁君奕、徐华，1996;苗长虹，1999;陈计旺，2001;黄继忠，2001;高洪深，2002;吴殿廷，2003;谢晓波，2004):

1.区域均衡增长理论(有的学者称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引进并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而均衡既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的分析方法，也是其对经济发展所持的基本观点，因而均衡增长理论实际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该理论单纯从供给出发，认为区域的长期增长来源于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固定规模报酬和市场机制运营不存在主要障碍的假设下，由于要素报酬率的区域差异，劳动力将由低工资区域流向高工资区域，资本则从高工资区域流向低工资区域，因而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将使区域发展的差异不会持久，最终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缩小，区域之间将趋于均衡增长或者说趋于收敛。

在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中，纳克斯的均衡发展理论和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影响最大。

发展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R.Nurkse)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短缺—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生产率)。这两种循环互相影响，使得经济状况难以得到好转，经济增长无法实现。要解开恶性循环的死结，就必须采取“均衡增长”战略，即同时在广大的范围内对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使各个工业部门协调发展，避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不同工业部门中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从而扩大布局规模，弥补需求不足。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 Rodansd)认为，由于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储蓄的不可分性和需求的不可分性，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应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却存在普遍的不均衡性。造成不均衡的原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历史基础、制度以及导致恶性循环的经济因素比如资金、劳动力素质等。实际上，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只能在区域经济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和发展水平或在一些面积较小的国度里或在某一个地区方能采用，否则会分散财力、物力，降低投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区域不均衡增长理论(有的学者称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

区域不均衡增长理论与区域均衡增长理论相对立。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或某一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均衡增长是不可能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或区域进行，其他部门或地区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或区域的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

在区域不均衡增长理论中，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尔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缪尔达尔和卡尔多的循环因果积累理论、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威廉姆逊的倒“U”形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梯队转移论影响较大。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其后，佩鲁的追随者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理论。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支配、乘数和极化与扩散三个重要的效应上。该理论主要被应用于三个方面: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缓解大城市地区过度集中的压力，加快城市腹地的经济发展。利用增长极理论指导区域开发，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范例。例如，巴西政府在巴西东北部沿海选择萨尔瓦多、累西腓、福塔雷萨作为带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的建设，就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但是，运用该理论指导意大利南部开发来解决南北问题，法国、苏格兰和爱尔兰将工业活动从城市中心向落后地区扩散，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开发等，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

美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A. O. Hirschman)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的资源是资本，若实行“一揽子”投资，则资本稀缺这一“瓶颈”无法突破，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均衡增长。他指出，发展的路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从一个企业通向另一个企业。经济发展通常采取“踩跷板”的推动方式，从一种不均衡走向新的不均衡。因此，发展政策的任务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均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赫尔希曼还提出著名的“连锁效应”，包括“前项连锁”和“后项连锁”。所谓的“连锁效应”，是指一个部门投入与产出与其他部门的关联作用。他认为，一种新投入的供给，或对一种新产品的需求，在企业家扩大他们活动的过程中，就下述意义来说往往是单方面的，即: A部门的一个投资单位会引起B部门的一个单位投资，但反过来却不行。因此，仅仅用于A部门的一定量原始投资所创造的产品，将多于该项投资在A和B部门之间任何相等的、平衡的或根据收入弹性所确定的分配所得到的最终产品。所以，选择“连锁效应”大的部门进行投资，其所创造的产品(收益)会大于对“连锁效应”小的部门的投资。因此，不均衡增长的过程应该由“连锁效应”大的部门的牵动来加以实现。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认为，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是由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演变造成的。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而第二级的变化会反过来推动最初的那个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的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的循环流转，而是具有积累效果的。例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大众的收入，就会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营养状况的改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过来又能增加他们的收入。从最初收入的增加，到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是一个因果循环，这种循环是上升的循环运动。缪尔达尔认为，事物之间还存在着下降的循环运动。例如，低收入阶层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的恶化，就会降低其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他们的工资收入，并降低其生活水平，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缪尔达尔在这个因果循环理论中，强调了以下三个环节，即:起始的变化，第二级的强化运动，最后的上升或下降过程。他认为，这个原理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他认为，在地域上，经济发展并非同时产生并均匀扩散的。市场的作用力一般是趋向于强化而不是减弱区域间的不均衡，即如果某些地区由于初始的优势而比别的地区超前发展，凭借既得优势，这些地区会继续超前发展。与此相关联，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波效应(有的学者称回流效应，与佩鲁增长极理论、赫尔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中的极化效应相同)，即发达地区对周围地区资金和劳动力的吸引，引起这些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并导致落后地区的衰退;另一个是扩散效应，即资金和技术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一个区域经济是否得到发展，关键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孰弱孰强。一般而言，回波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这是造成区域经济不均衡的重要原因。要解决区域差距问题，必须要有政府的有力干预。

卡尔多(Kaldor)继承并发展了缪尔达尔的思想，同时提出了相对效率工资(relative efficiency wages)的概念。所谓相对效率工资是指货币工资(W)与生产力增长率(U)的比值(W/U)。W/U可以决定一区域在全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W/U值越低，表明该区域的产出增长率越高。卡尔多认为，在一国范围内，由于制度的同质性，每个区域的货币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发达区域，由于集聚经济而使规模报酬递增，因而其产出增长率和生产力增长率提高，致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反过来，相对效率工资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出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这种循环累积的利益将使发达区域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D.C.North)认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启动一个乘数过程，其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的收入或就业量之比。也就是说，一方面，一个区域对外输出(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总额越大，其输出产业的收入就越多。这部分收入除了补偿输出产业的生产费用外，可以用以满足区域内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业，以及用于扩大进口。另一方面，输出产业越发达，区域内的生产和服务业就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此，输出生产和输出总额越大，区域经济的规模和相应的收入就越大。诺思认为，区域输出基础是一个区域所生产的可供输出的商品的总和，其中可供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的输出产品。相反，为输出产业提供服务和配套协作的、产品在区域销售的、或是为区域内生产、生活服务的产业，则称为区域非输出基础。他指出，输出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区域经济增长或者是对于相对竞争区域来说其输出商品的地位提高了，或者是由于开发了新的输出商品。因为输出产业的发展既决定着区域绝对收入和人均收入的水平，也决定着区域将要发展的地方性产业的规模和数量。因此，一个区域只有当它的输出基础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品或最终生产制成品所组成，那这个区域就实现了工业化。这一理论表明，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应力求增加输出产品的生产，并使这些产品的生产不断提高竞争能力，以开拓、占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同时，这一理论也暗示:倘若输出收入除用于简单再生产和居民生活消费外，其余部分用来扩大输出基础和非输出基础的生产，那么，它的最终收入可能是输出收入的一倍以上甚至数倍。也就是说，输出及其收入对区域经济增值的大小，取决于输出产品的输出净收入和区域经济结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输出乘数理论”，这种过程被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循环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对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发展规划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空间发展规划理论体系，尤其是他的核心—外围理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研究空间经济的主要分析工具。弗里德曼利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空间极化理论，他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一种由基本创新群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过程，而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通常具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条件。创新往往是从大城市向外围地区扩散的。基于此，他创建了核心—外围理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地域社会组织子系统，外围区则是根据与核心区所处的依附关系，而由核心区决定的地域社会子系统。核心区与外围区共同组成完整的空间系统，其中核心区在空间系统中居支配地位。弗里德曼非常重视核心区在空间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空间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核心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来组织自己的外围依附区。

(2)核心区系统地向它们所支配的外围区传播创新成果。

(3)核心区增长的自我强化特征有助于相关空间系统的发展。

(4)随着空间系统信息交流的增加，创新将超越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核心区不断扩展，外围区力量逐渐增强，导致新的核心区在外围区出现，引起核心区等级水平的降低。弗里德曼曾预言，核心区扩展的极限可达到全人类居住范围内只有一个核心区为止。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使用变差系数对24个国家的区域人均收入差异进行了剖面分析，并对10个国家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以探索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差异变动的相互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国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倒“U”形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地区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步扩大的趋势;当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界限后，地区间的差距保持相对稳定;在一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地区差距则趋于缩小。

梯度转移理论建立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之上。所谓梯度是指区域之间经济总体水平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技术水平的差异。该理论的思想实质有两点:一是区域经济发展按梯度由高向低推进，符合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二是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应以区域所能提供的条件为基础。梯度转移理论的主要论点有:

(1)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优劣，而产业结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专业化部门正处于创新阶段或发展阶段，就会带来该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快速上升，该地区应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反之，若主导专业化部门多是一些处于衰退阶段的衰退部门，必然经济增长缓慢、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低梯度地区。

(2)创新活动(包括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按顺序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3)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传递的。创新在空间上的扩散有局部范围与大范围两种形式。局部范围的扩散是创新活动由发源地向经济联系密切的邻近城市转移;大范围的扩散是创新活动由发源地按区域城市系统的等级顺序跳跃式地向广大地区扩散，这时决定转移去向的不是距离远近，而是接受创新能力的差距。因此，创新是按“梯度最小律”传递的。只有处于第二梯度上的城市才有能力接受并消化发源于第一梯度上的创新产业或创新产品，并随着产业或产品的成熟与老化，逐渐向第三、第四梯度上的城市转移，直到乡镇、农村。在我国，梯度转移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中，主要探讨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重点、投资倾斜问题。其基本观点是:无论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由于各地发展条件有差别，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总是不平衡的，国家投资能力有限，应优先发展高梯度区域(东部沿海地区)，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倾斜，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后再向低梯度区域转移，带动不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迅速提高综合实力的要求，在我国“六五”计划期间得到了广泛的实施，三大地带战略——优先发展东部地带战略，运用的就是这种理论。但西部地区和较贫困地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于是提出跳跃式的开发战略，也称反梯度开发战略。其基本论点是确定每个时期的产业布局战略和开发重点，不能仅从现状出发，而应根据需要与可能，主张不发达地区可以跳过发达地区直接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实行跳跃式发展。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于是又有人提出中间突破战略，其基本论点是中部地区是我国能源、原料工业的主要生产基地，而这些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所以主张重点建设中部，带动东西两翼。

3.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理论

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辐射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资本、人才、技术、市场信息等的流动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传播。通过流动和传播，进一步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以现代化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取代与现代化相悖的旧的习惯势力。在这里，把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称为辐射源。辐射的媒介就是交通条件、信息传播手段和人员的流动等。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进一步扩大还是缩小，则取决于辐射的媒介和辐射方式。辐射方式包括点辐射、线辐射和面辐射。点辐射一般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推开。线辐射一般以铁路干线、公路干线、大江大河以及大湖沿边航道和濒临沿海的陆地带为辐射的带状源，向两翼地区或上下游地区推开。面辐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向周边落后地区的辐射。根据辐射的特点，面辐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摊饼式辐射;另一类是跳跃式辐射。辐射的影响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既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的发展，也同时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的进一步的发展。

4.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既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组成部分，又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经济增长理论，在国外的发展经历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增长理论以及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等几个阶段。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其一，从研究的空间层次来看，这些理论都着眼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研究，还没有触及一个国家内的区域层次;其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把增长的投入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与增长实绩(如国民生产总值)联系起来，建立数学模型，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因而，这是一种侧重供给能力分析的增长理论。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最为普通的做法，就是把上述西方用于解释国民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分析。同时，在区位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区域经济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从需求的角度(特别是区外需求)提出了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如输出基础理论、区域投入产出理论、进口替代理论、自产自销理论等，使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在经济增长方面得到了发展，从而丰富了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

早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式为输出基础理论，该理论偏重于输出的乘数增值效应，强调基本经济部门和区域间的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70年代，希伯特(H. Sicbert)为探讨区域增长的内部决定因素和外部决定因素，将国家层面的分析方法导入区域层面的分析，整合了新古典理论的供给因素和凯恩斯理论的需求因素，融入了输出基础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以一组假说和19个方程式建立了一个一般性、总体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型。但由于希伯特的模型没有导入空间因素，又没有给出方程式中的具体函数关系，因而并未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1973年，理查德森(H. W. Richardson)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式。该模式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合并了区域不均衡增长和经由区域间要素移动所导致的均衡增长两种增长过程，认为区域不均衡增长主要是通过集聚经济、区位偏好以及不同形式的集聚变量(如区域资本存量的变异系数、中心城市人口潜力、中心城市的规模等级)等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区域均衡增长则主要是通过区域间工资率的差异、资本报酬率的差异以及区域资本存量等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从而，区域经济增长是在集中和分散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但集聚经济往往被看做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关键因素，却忽视了集聚下经济对区域均衡增长的影响。

5.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对地球文明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环境运动的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丰富和修正了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所谓可持续发展，其最原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威胁(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当前的决策不应该对保持或改善将来的生活水平的前景造成危害。

(2)发展的协调性。即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

(3)发展的公平性。即当代人群间、国际间、资源利用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效益(分配与负担)的公平。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强调的是能力。在区域经济学领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的结合迅速促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崛起。与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相比，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经济、生态目标之间的均衡，也更强调发展过程的整体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渐进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更应该是区域内乃至整个国家、全人类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完善管理以及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等的统一。这样才能长期、稳定地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才能实现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虽然区域经济学以区域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但由于区域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人参与的复杂系统，其长期演进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人类对区域发展的内部机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无知，因此研究对象从区域经济增长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极大增加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难度。因而，虽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在发展价值观与哲学范式、发展因素与机理、动态过程与测度指标、规划与调控等理论和方法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系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至今还处于创立和形成时期。

6.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现有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大多属于产业结构变动理论在区域层面的应用。1930年，克拉克(C. Clark)和费雪(A. G. B. Fisher)在国家层面上统计观察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一产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因此认为部门结构相对重要性的变动会带动经济增长。1949年，胡佛(E. M. Hoover)及费雪(J. Fisher)发表了《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一文，指出任何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存在“标准阶段次序”，经历大体相同的5个阶段的过程，即自给自足经济阶段、乡村工业崛起经济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输出阶段。1960年，罗斯托(W. W. Rostow)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提出了经济增长需经历5个阶段的观点，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后来，罗斯托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6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空间向度的导入，弗里德曼(J. Friedmann)基于核心—边缘模式提出了具有空间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大体需要经历4个阶段:地方中心比较独立、没有等级体系的均衡分布结构阶段，大核心出现极化作用加强的核心—边缘结构阶段，强有力的外围副中心出现、经济腹地再分配的多核心结构阶段，城镇体系形成的等级体系结构阶段。

7.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作为区域开发的一种理论模式是由前苏联学者提出并首先在苏联付诸实施的。苏联学者舒利金于1925年最早提出了“生产综合体”的概念，此后许多文献都称之为“生产区域综合体”，到后来又以“地域生产综合体”使用得最为广泛。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具有功能联系并按比例发展专业化生产的经济效益共同体。它是根据某一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建立专门化部门与建立为之服务的辅助性部门及其基础设施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发展地区经济的形式。地域生产综合体主要有以下的特点:①具有专门化的主导部门。②各部门综合、协调地发展。③多建立在资源丰富的地区。④属于“大推动”式的开发。

8.新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增长理论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界非常流行。如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哈维(Harvey)、马塞(Massey)、史密斯(Smith)等，均应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看待区域增长。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不是收敛的也不是发散的，而是一个周期性的空间结构调整过程，由于资本积累的危机不时会打破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并寻求新的空间、技术和社会方向，因而在理论上，某一时期资本主义区域经济的发展趋于收敛，而另一个时期则趋于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