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改革起步早，相关研究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尤其是近20年来，因大量劳动者提前退休导致国际劳动力市场剧烈变化和养老金普遍出现严重赤字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围绕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养老金支付模式、职业特点和个体异质性等因素，对提前退休行为的影响、推迟退休的方法与效果、退休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持续发展的影响、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均衡等展开了多视角探讨，提出了许多退休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如何整合社会利益的政策措施。
一、社会保障政策层面的社会利益整合研究
（一）社会保障政策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与社会利益整合
众多研究表明，过于优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会使更多的劳动者提前退休。健康保险金领取的资格年龄会对退休行为产生重大影响[1]；失业保障金的多寡对欧洲工人再就业或退休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2]。税收政策对退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法定退休年龄在60至65岁的国家规定：60至64岁退休只能领取部分养老金，65岁退休领取全额养老金。统计数据显示：62至65岁是退休年龄的波峰，其原因是高税收政策导致62岁以后工作收入低于提前退休获得的福利。这表明：高额税收是工人提前退休的关键因素。而Glomm（2009）等人对巴西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的研究表明，60岁退休与55岁退休相比，大约减少3%的GDP和超过3%的个人福利，进而得出结论：提前退休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福利收入都有利。[3]
（二）延迟退休的社会保障贡献率与社会利益整合
Galasso与Vincenzo在Postponing Retirement：the Political Effect of Aging一文通过模拟稳态人口到2050年，评估了英、美、法和意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推迟退休的可行性，考察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意大利外，在其他所有国家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保障贡献率将上升，可以降低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节省社会保障开支，并使个体得到“净社会保障、净财富”。不少的研究文献通过建立模型、局部均衡分析和实证等研究，探讨延迟退休对养老金的影响，研究的结果一般都认为延迟退休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制度养老金的负债，但在能否保持养老基金长期运行的问题上争论激烈。Díaz-Giménez等人预测，西班牙如果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3年就能解决其养老金的持续发展问题。[4]Magnani关于延迟退休的可持续性影响研究中考虑了死亡率和移民以及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等因素，认为，在短期内延迟退休法定年龄可降低养老金赤字，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改革是无效的，因为第二代移民的高生育率会降低老年抚养比。进而得出结论：只有实施移民政策，才能有效使社会保障系统长期运行。[5]
（三）奖励推迟退休政策对退休行为的影响与社会利益整合
Euwals，Rob，Vuuren，Daniel Van的Early Retirement Behaviour in the Netherlands：Evidence From a Policy Reform一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由更慷慨和精算不公平的提前退休ER计划，向较少慷慨和精算公平的计划转变，对推迟退休个人予以奖励。该项研究使用大量的管理数据集、荷兰1989—2000年收入数据和估计退休年龄的危险率模型，最终得出结论：奖励推迟退休政策的改革确实起到了诱导工人推迟退休的作用，这对财富效应（降低ER的财富）和替代效应（对退休推迟者实行较低的稳性税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劳动者个体异质性对是否延迟退休的选择与整合社会利益研究
（一）个人效用视角
Richard A.Posner的《衰老与年龄》一文运用效用理论分析老年人选择退休时间的效用。该项研究假设一个可活到80岁的人，65岁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工作5年后享受10年退休生活；二是现在就退休，享受15年的退休生活。如何选择，取决于两个时间退休的预期效用。推迟退休获取个人效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在继续工作的5年中所获得的金钱收入和非金钱收入，如果继续工作给他带来的是地位、兴奋感、社交活动等精神愉悦，则获得的就是净正效用；另一种是他从退休中获取的利益，包括退休金以及休闲所获取的非金钱收入，如果继续工作所获得的非金钱效用是正效用，他便选择延迟退休。
（二）劳动者个体偏好视角
Salvatore Zappalà等人在对意大利45—63岁的工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取分层多元化回归分析测试的方法对老年劳动者早退休或晚退休的个人偏好角度进行研究，旨在确定其个人（如年龄、收入）、工作和组织（如工作的重要性、工作要求和条件）以及退休有关的变量（如养老金和退休态度的信息水平）对个体偏好的作用和影响。
（三）劳动者收入结构和社会保障、养老金收益对退休行为的影响视角
Fields等人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财富基数较高者提前退休，希望通过推迟退休获得更多收入的人延迟退休。[6]
三、雇主对推迟退休的态度与整合社会利益研究
Van Dalen等人从希腊、匈牙利、西班牙、荷兰和英国5个欧洲国家雇主之间的比较中发现，大多数雇主都不支持延迟退休。其部分原因是这些雇主认为老年劳动力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组织激励。该研究表明，欧盟及其成员国关于刺激老年工人劳动力参与的目标阐述与一些雇主对此所持的态度不相吻合。[7]
四、环境对退休年龄人口的影响与整合社会利益研究
（一）经济环境对退休年龄人口财富的影响
Gustman等人以2006年53—58岁的人群为样本，研究了当时经济衰退对退休年龄人口的财富影响。其研究表明：实行直接或缴费确定计划或个人退休账户股票只占其财富的15.2%，相对于高额的社会保障财富而言，因股市下跌受到的影响是有限的；股市下跌将导致这一年龄段的人平均推迟105个月的退休生活；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受房价下降的影响较小，而且滞后。[8]
（二）工作环境对老龄员工推迟退休意向的影响
Van Dam等人对荷兰346名年龄较大的员工提前退休的意图调查结果表明：员工的压力来自于他们配偶过早地退休，他们期望在正式退休年龄65岁之前离开工作岗位。进而得出结论：当预计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和有益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时，他们可能延迟提前退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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