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

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企业绩效。本研究旨在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说明企业绩效的产生。在此之前，有必要对企业绩效的理论解释进行综述。

对于企业绩效的差异可以用许多理论解释，历史地看，这些理论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企业绩效的认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虽然存在许多影响绩效的因素，但是这些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主要可分为三类：①行业特征；②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③企业资源的特性(hansen&Wernerfelt，1989)，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此外，经济学理论还强调了企业产权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这也是从企业内部分析企业绩效的视角。

2.2.1SCp范式下的企业绩效差异分析

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提出现代产业组织的三个基本范畴：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效率，即SCp分析范式对企业的利润差异进行解释。SCp范式认为企业绩效的差异是由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所决定的，即企业绩效的差异是外生的。

早在1956年，贝恩(Bain)就开始关注行业市场特征对企业超额利润的贡献。贝恩在《产业组织》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市场结构，提出现实产业中企业利润水平的差异是产业内优势企业“垄断”或者与其他企业“共谋”的结果。产业市场中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决定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而产业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又是由产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决定的。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使得居于优势地位的企业能够以垄断或共谋的方式限制产出，从而获得超额垄断租金，而构筑进入壁垒可以使这种垄断长期化，从而获得长期超额利润。产业组织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梅森认为，一个产业的效率水平取决于该产业中的企业行为方式，而企业的行为方式又取决于该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其中市场结构特征是外生的，由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状况而定。

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把企业作为“黑箱”的处理相比，哈佛学派的分析基础更具现实性，这一学派承认企业的异质性和市场的不完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市场结构是导致企业绩效差异的原因。但这一逻辑(即S→C→p)单向静态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一方面企业行为是基于一定的市场结构而发生的，这种行为选择影响着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企业效率水平差异会通过企业行为选择的变化而反向作用于市场结构，可以说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很难说何为因、何为果，单方面分析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显然难窥全貌。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曾(Brzen)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他们对SCp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在效率上是有差异的，企业效率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高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共谋各方都有动力违背共谋协议以获取更多利益，而基于信息成本高昂的考虑，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监督，因此共谋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在信息成本的前提下，进入壁垒也将被瓦解。最后，他们还认为企业效率差异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差异而不是相反。SCp三者的关系是互动的，而其中企业绩效的作用是最根本的。芝加哥学派的分析使对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焦点由企业外部逐渐转向企业自身行为。企业是产业组织分析中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市场结构不过是企业竞争关系的一种反映(索耶，1982)。

2.2.2企业异质性资产是企业的决定因素

波特以企业竞争优势的差异作为企业异质性分析的核心，把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范式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决定特定市场结构特征和产业吸引力的五种基本竞争力(新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产品的威胁、客户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他认为五力共同作用决定了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和产业吸引力(产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竞争战略应该是基于对产业市场结构和吸引力的认识和把握，选择合适的产业能确立企业市场地位的战略。而“一个企业所具有的优势或劣势的显著性最终取决于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成本和特异性有所作为。而成本优势和特异性又是产业结构所左右的。这些优势源于企业具有比它的对手更有效地处理五种作用力的能力”。这里，波特仍把竞争优势归结为“产业结构”所左右的，这种竞争优势从根本上看仍然是外生的，特定的企业只能根据市场结构和约束条件选择相应的竞争战略。

波特模型把企业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强调企业战略的选择，而企业战略制定实质上就是市场定位的过程，因此他的理论并没有突破SCp范式，只不过是把SCp范式应用于企业分析。

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方法从企业面临的产业市场环境角度解释企业在某一时点上具有的竞争力及其构成，如产品成本、质量、顾客服务、营销等优势，但它不能解释企业拥有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如果处于同一产业的企业选择同样的竞争战略，是否就能够达到同样的绩效，获得同样的竞争优势？如果是，为什么现实中处于同一产业且面临着同等程度的五种竞争力量的企业，它们的市场绩效仍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面，鲁梅尔特(Rumelt，1982)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内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大得多，产业内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是产业间分散程度的4~6倍。Schmalensee(1985)基于产业组织经济学“行业间差异主要由于企业规模的不同所致”的假设，以市场份额作为度量企业间差异的变量，以1975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商业数据和资产报酬率(ROA)为绩效变量，对行业和企业因素如何影响整体利润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因素是利润率的决定变量，而企业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Rumelt(1991)认为Schmalensee(1985)的研究中存在较大的偏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利用市场份额作为企业特有因素的代理变量可能使模型度量不足。只用1年数据来分析也制约了一个明确综合、能够反映所有企业特有因素效应的企业变量的形成。Rumelt利用4年的数据，涵盖了一个在综合的部门效应的度量指标进行研究，研究中还拓展了Schmalensee的描述性统计模型，包含了测量行业效应、年数效应、公司效应和公司/行业交互效应的跨期持续效应。结果表明，行业因素解释了约9%的部门报酬方差，其中只有一半是每年稳定的部分。业务部门效应解释了超过44%的部门利润方差。

McGahan和porter(1997)的研究却显示，产业因素对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子为19%，企业独特性因素则为32，但是产业因素的影响随着产业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如在制造业中，产业因素的影响很小，但在娱乐业、零售业和运输业却有较大的影响。

多数实证研究说明，每个行业内都有高利润的企业，也存在经营不佳的企业。这显然不是企业绩效差异外生论能够解释的。于是许多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企业内部，从企业内部挖掘企业绩效差异的原因。Spanos和Lioukas(2001)对希腊的1090个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产业因素和企业独特因素对企业获利能力都很重要，它们分别解释了企业绩效的不同方面，即产业力量影响市场绩效和获利能力，而企业独特因素则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如市场绩效)，通过后者来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尽管产业因素对企业获利能力有一定影响，但是可以看出，企业的异质性资产对于企业绩效来说是处于决定地位的因素。

2.2.3企业绩效的衡量

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的衡量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有着较为丰富和成熟的研究。根据Griffin和Mahon(1997)对51篇相关文献的分析，共出现过80种衡量企业绩效的不同方法，其中有57种，即70%，只出现过一次。从其数据的来源看，企业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收益指标和会计指标，前者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着重于对股东的回报，后者主要基于企业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

最早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即Moskowitz(1972)和Vance(1975)的实证检验都是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不过当时他们所采用的是既未经风险调整，也不包含股利的股票价格变动数据，据此他们得出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截然不同的结论。Moskowitz根据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选出了14家他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并对这14家公司的股票业绩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这14家公司的股票在1972年上半年的收益率为7.28%，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有着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不俗表现。分析的结果看上去“妙不可言”，然而Vance对相同的14家公司的市场表现再次做了检验，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1972年初到1974年末的间，除了1家公司外，其余13家公司的市场表现都差于市场平均水平；同时，在这期间，14家公司中有11家的价值下降了一半以上，而同期整个市场的价值平均只下降了二分之一。Moskowitz(1972)和Vance(1975)这两个研究采用了同样的样本，为什么结果却会有天壤之别呢？

Cochran和Wood(1984)指出，原因在于Moskowitz和Vance的研究都采用了未经风险调整的股票收益率，而Cochran和Wood发现Moskowitz选出的这14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组成的投资组合的贝塔系数为1.56，如此一来，14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组成的高风险组合在牛市跑赢大市，在熊市输给市场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这两个最早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完全是由于研究者没有考虑样本公司的市场风险所致。

早期的其他研究，如Abbot和Monsen(1979)等，所使用的市场收益指标虽然包含了股利在内的股票价格变动数据，但他们还是没有考虑风险因素在内。

自Alexander和Buchholz(1978)以及Anderson和Frankle(1980)等人起，学者们开始采用经风险调整的“清洁”的市场收益数据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但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得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1985)就很悲观地说过：“或许这个问题，即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与企业盈利能力相关，将永远不会完全得到解决。”实际上，在用经风险调整的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时，必须考虑一个财务理论上的问题，即市场有效性问题。Fama(1970)提出的市场有效性假说，宣称资本市场充分而及时地将所有相关的信息反映在资产价格上。这里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只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新信息才能引起股价变动，二是股价的变动是迅速完成的。可见，如果采用市场收益作为公司财务业绩的指标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关系，那么恰当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事件研究法”［50］。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事件主要包括诸如工厂爆炸、飞机失事、环境污染、产品召回以及被起诉或处罚等负面事件。Wood和Jones曾指出，事件研究不是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研究企业社会“不负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会计指标是另一类用于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的指标。与市场收益指标相比，会计指标考虑了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不仅仅是站在股东的角度，但是会计指标一方面是历史数据，另一方面也会受到管理者会计选择行为的影响，此外在使用会计指标时，也同样要配合考虑风险、企业规模乃至行业等因素。Davidson和Worrell(1990)认为：“在进行跨行业和跨期间的大规模横截面比较的研究中，使用会计指标来衡量财务表现存在不足之处。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采用会计指标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会计指标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利润指标所特有的问题。”Davidson和Worrell(1990)认为的“会计指标普遍的问题”主要在于会计指标无法反映行业和监管的差异以及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下存在很多的会计选择行为。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常用的净利润、净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报酬率等都存在“利润指标特有的问题”，如净利润是一个绝对指标，缺乏不同规模公司之间的可比性；净资产报酬率其实也可以分解为总资产报酬率和负债比率两个指标，说明一个公司用净资产报酬率反映的盈利能力一定程度上受到负债比率的影响；同样，总资产报酬率也会受到资产周转率的影响，而资产年限、资本化的程度、行业以及折旧方法等都会影响资产周转率。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中常用的会计指标包括总资产报酬率(ROA)(heinze，1977)、净资产报酬率(ROE)(Bragdon，Marlin，1972；Bowman，haire，1975)、每股盈余(EpS)(Sturdivant，Ginter，1977)等，使用这些指标的研究大部分都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parket和Eilbirt(1975)同时采用了净利润、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报酬率和每股盈余四个会计指标，比较了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80家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财富》500强在这四个指标方面的差异，发现80家样本公司四个会计盈利指标的平均值全部高于同期的500强公司的平均值。

部分学者同时采用市场收益和会计指标两类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McGuire等(1988)选择了市场总收益率、经风险调整的市场收益率等市场收益指标以及总资产报酬率、总资产、销售增长率、资产增长率、经营利润增长率等会计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通过相关性分析，McGuire等人发现：①企业社会责任与同期的市场收益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但与同期的会计指标却高度相关，其中与总资产报酬率和总资产成正相关关系，与经营利润增长率成负相关关系；②企业社会责任与前期的市场收益指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样，与前期的总资产报酬率、资产增长率显著正相关；③企业社会责任与后期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与前两个结论相类似，即与市场收益指标没有显著关系，但与总资产报酬率显著正相关。

通过回归分析，McGuire等人还发现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具有更强的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此外，由于管理当局的操纵使得会计指标较为稳定。所以，McGuire等人提出，从反映公司特征以及稳定性来看，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更能体现公司财务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常用到的企业绩效指标主要包括盈利能力、资产使用效率、成长性、流动性、风险/市场收益等五项指标，其中前四项属于会计指标，第五项属于市场收益指标。根据Griffin和Mahon对51篇相关文献的分析，以上五项指标中，最为常用的指标是用来反映成长性的公司规模(出现了37次)，其次为衡量风险/市场收益的超常收益率(23次)和贝塔系数(13次)，接下来依次为总资产报酬率(14次)、净资产报酬率(13次)、销售报酬率(9次)。

应该指出的是，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相关利益者理论框架下衡量公司财务业绩表现时，盈利能力等会计指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因为会计指标普遍被认为是管理者而不是相关利益者用于衡量企业绩效的方法，它与相关利益者所关心的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致。相反，事件研究法里所使用的市场收益指标所反映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的关系却相当一致，“只有那些采用基于市场的变量和理论才能显示公司社会表现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的一致性”。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特有要素对解释经济租的差异的重要影响(Jacobson，1988；hansen，Wernerfelt，1989)。Vasconcellos和hambrick(1989)利用历史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说明一个组织的成功依赖于它的实力与环境中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KSF)的匹配。利用许多成熟产业的数据，他们的实证研究显示产业KSF排名最高的组织，其绩效明显超过其竞争对手。但是对KSF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识别、因果关系不清楚等批评(Ghemawat，1991)。

资源观理论是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的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该指出的是，资源观侧重解释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说明企业间具有绩效的差异。因此，笔者在此处把企业竞争优势的存在同企业绩效的差异性等同起来，认为资源观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异质性的来源。

资源观认为企业难以模仿的资源是经济租的来源，也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Conner，1991)。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异质性资源的直接的正效应。资源观强调企业的异质性、专业化程度和企业资源的有限可转移性，认为企业资源、能力的类型和属性是利润的决定因素。这种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企业异质性的认识转向资源和围绕资源的能力与知识。

2.2.4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研究述评

从其数据的来源看，企业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收益指标和会计指标，前者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着重于对股东的回报，后者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部分学者同时采用市场收益指标和会计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业绩，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反映公司特征以及稳定性来看，会计指标比市场收益指标更能体现公司财务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在相关利益者理论框架下衡量公司财务业绩表现时，盈利能力等会计指标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相反，事件研究法里所使用的市场收益指标所反映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的关系却相当一致。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特有要素对解释经济租的差异的重要影响，历史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一个组织的成功依赖于它的实力与环境中关键成功因素(KSF)的匹配。资源观理论成为解释企业特有要素对企业绩效效应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总体上，对于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的研究经历了从外向内的审视路径，这一路径的演化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假设从企业“同质性”到企业“异质性”的变迁。SCp范式以及之后波特对企业竞争战略的分析模型都坚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外生性，尤其是外在市场结构不完全性的决定作用，强调进行合理的产业选择是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但是，无论现实情形还是实证验证都对这种外生论给予了批驳，于是出现了企业的异质性、企业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禀赋差异等观点，以Rumelt、penrose及Wernerfelt等为代表的企业的资源观日渐盛行。资源观理论认为，企业间的差异在于独特的资源，尤其是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这些独特的资源也被称为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具有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替代的属性，能够因其形成过程具有独特历史条件、因果模糊性、社会复杂性、时间压缩不经济性等特征而形成“隔离机制”，从而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也就是企业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资源观是本研究考察企业绩效时所重点关注的理论，因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本质上看具有战略资源的特性，这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资源观的研究中，基于上述文献综述，笔者认为目前资源观的研究存在的欠缺之处有：

首先，从典型的资源分类可以看出，目前的资源观对企业资源的考察忽视了一类重要的资源，即企业社会责任，即社会关系和企业成长中包含着的独特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资源。这类关系资源一旦形成，在使用过程中能逐步加强，也能为企业所控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的，但目前资源观并未确立这类资源对竞争优势的作用，也缺乏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资源观结合起来的深入研究。

其次，资源观虽然强调企业是一组资源的集合，但是对于资源组合的研究尚不多，大多数研究都对于异质性资源给予论述，但是并未研究异质性资源的相互作用。虽然有少数研究中提出了资源组合的作用，但是也未进行深入分析和验证，这不得不说是现有研究的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