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实证

4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经过了多次跃迁，目前已形成以工业制成品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以机械设备为主，初级产品逐渐增多的进口商品结构。究竟我国的实际汇率变动在我国商品贸易结构的形成和变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而两者是否存在互动作用关系，这些是本章探讨的内容。

贸易商品结构，是指按照一定的商品分类标准划分的各商品类别在我国总贸易中的占比状况。在对外贸易中，一般以HS即《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系统》和SITC即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等分类标准对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进行统计分类。本章采用了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un.org）提供的SITC标准划分的商品类别数据。按照SITC标准，将0—4位称为初级产品；5—9位称为工业制成品。SITC分类是和产业部门相联系的，各类别代表了具有产业差异的商品类别。

SITC分类中，SITC0类为“食品与活动物”；SITC1类为“饮料和烟草”；SITC2类为“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SITC3类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原料”；SITC4类为“动植物油脂”；SITC5类为“化学品”；SITC6类为“作为原料的制造品”；SITC7类为“机械与交通设备”；SITC8类为“杂项制品”；SITC9类为“未分类商品”。因此，可以以SITC分类来判断贸易商品的产业属性和技术分布状况，就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别贸易的差异影响展开分析。

一般认为，初级产品的生产过程较为简单，属于农业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过程相对较为复杂，需要工业协作完成。一国进口或出口的商品类别，往往反映了该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状况。

以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其出口商品是该国具有比较优势，即使用该国较为丰裕的资源生产的商品。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出口资源型商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大规模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工业制成品；技术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出口技术较为先进的产品；知识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则往往将知识凝结在复杂商品中，或者直接出口技术等服务商品。而一国的进口，往往是该国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如我国进口技术复杂的机器设备，以及资源、能源类商品，是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贸易选择。但一国的贸易政策可以对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发生影响。出于种种目的，如培育本国一些产业的竞争优势，保护本国的利益集团，以及采取出口导向性的贸易战略等，均可能破坏本国比较优势所蕴含的参与世界贸易与分工结构的状况。如，我国长期对汽车进口增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的汽车产业，我国的汽车进口量远远小于潜在的进口需求量。

汇率也是调节贸易流向和结构的重要变量，也往往被作为具有一定目标的贸易政策的重要方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且实行进出口的“双重汇率”体制，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蓬勃发展，由国营垄断的国际贸易行业利润较高。同时，一些我国没有生产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与产品类别，也在汇率贬值中获得了出口优势，如80年代我国曾大量出口石油，这与我国石油资源贫瘠的资源状况不符，产生汇率低估下的产业贸易流向的逆转。

由于汇率作为统一的政策变量，汇率本身的变动幅度对于各产业各类商品具有一致性。但各商品类别，由于其所处的产业不同，汇率变动影响的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其生产、贸易和市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发生作用所需要的“时滞”效应也存在差异。因而，即使是统一的汇率调整政策，也能对各产业的各类商品产生差异的贸易效应，因而有必要研究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以确定汇率变动过程中，属于各产业类别的各贸易商品类别受到的差异影响，进而采取具有差异的产业政策。类别商品的贸易具有产业属性，我国大力提倡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转变外贸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战略措施，实际上蕴含了提高复杂度程度较高、资本技术知识要素密集度较高的商品类别，即利用复杂工艺生产的，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的占比的内涵。因而，在人民币升值背景和贸易结构积极调整过程中^[1]，探讨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