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一）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业管理

有关工业管理的争论起源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纲领提出新社会将是个没有国家由工人阶级自发和民主管理的社会。列宁曾是这种理想的积极鼓动者，在《国家与革命》中他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摧毁所有按官僚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权力，以及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群众监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设想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刻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在党内许多领导人和许多政治上觉醒了的工人来说，《国家与革命》中写下的政治和原则就是信条，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甚至在希望落空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对这些原则产生动摇。但在信仰这些的同时，列宁并没有丢掉现实，随着革命的临近，他越来越痛切地感觉到实行严格的工人监督的必要，甚至把这一点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步。“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这个监督与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工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则。”但列宁不切实际地低估了管理工作的困难，认为工业管理的任务能简化为“简单的统计”。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然而，在革命战乱年代，实践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混乱的工业理论。布尔什维克控制了1917年4月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对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工人监督……’这一监督将通过‘所有享有执行权的机构中的大多数工人’来保证实现。”工厂委员会逐个地驱赶经理并直接掌握企业的领导权。在所有的企业中，在企业与整个经济的关系中，到处是一片混乱状态。本来就已经下降的生产水平遭到了明显的损害。再加之战争遗留下的严重的经济破坏、饥荒与失业，所以“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发展国家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口号”。“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领导人的传统权威、劳动纪律和按照技能高低和责任大小给予的报酬看来是必要的、合理的，“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要求“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不可动摇的权威是工业取得成就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样是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的统一意志。”

以奥新斯基、布哈林、拉狄克为代表的反对派对列宁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应该相信无产阶级，反对劳动纪律、领导人的权威和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使用旧专家，因为这一切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奥新斯基说：“我们不赞成‘在托拉斯组织者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主张通过工人本身的阶级创造力而不是通过‘工业巨头’的诏书敕命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我们出于相信阶级本能和无产阶级的积极的阶级首创精神。如果无产阶级本身不知道如何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们，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做这件事，强迫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反对工人的大棒举起了，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掌握在一种社会力量的手中，这种社会力量不是为其他社会阶级所左右，就是受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在其他阶级（例如农民阶级）中寻求支持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也就自行毁灭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否则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建立，或者，建立起来的是别的东西，由此将导致的是“官僚中央集权，形形色色的人民委员的统治，废除了地方苏维埃的独立性和实际上拒绝了自下而上地实行管理的‘国家公社’制”目前形势的提纲。奥新斯基等人指出了列宁做法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见解虽然非常深刻，但是，他们提出的建议却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中没有实践的可行性。现实中采取了列宁的做法，因其可行，但是却也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换个角度看这些争论，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其实在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建设上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或是国家资本主义+独裁专制。手段替换了目标，革命开始违背它本来的性质，苏联社会的未来进入了不同于理想的航道。

列宁把所有反对他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纲领的人都视为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者、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情况与激烈的党内斗争之下，反对派的理想在经济政策上向列宁的实用主义政策妥协了，这种妥协则贯穿了战时共产主义整个时期。

1920年7月，克鲁泡特金给列宁的信中警告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党的专政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的工具……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工人控制的最后残存物在某一时期徘徊在管理的三位一体中：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而厂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甚至把这最后的残存物也给消灭了，他宣布：纪律和效率的根本保障是厂长行使绝对的完全的控制企业的权力和服从上面的命令。一个人的管理——由列宁预先制定的，要求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被接受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具有充分象征意义的是，当工人的工资和经理的薪水之间的差距扩大几倍之后，工人控制从那时起便被埋葬了。

（二）军事共产主义

1918年5月俄国内战开始，大多数边疆地区被敌军占领，主要产粮区大部分也被占领了，协约国的干涉也开始了。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服从于战争需要的高度集中化与军事化的领导和所采取的纪律性措施成为不得不的选择。1918年6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普遍实行国有化的法令，规定所有拥有100万卢布以上资本的工业企业一律归国家所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开始了。从1918年夏到1921年春，苏维埃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措施包括：（1）实行余粮征集制，完成第二阶段土地革命——剥夺富农，加速在农村建立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及农业公社；（2）加速实现工业国有化，使一切大中小企业均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为此建立了垂直的总局管理制；（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4）经济关系实物化和分配制度平均化，取消了自由贸易与商品生产。

军事共产主义过程中广泛实行的对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更多的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而非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决定的。1918年6月28日仓促通过的把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化的法令，是为了不让德国人根据正在谈判中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补充协议的经济条款，把这些企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此后，国有化的进程愈演愈烈，而1917年设立的管理国有化企业的中央机构——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很难胜任它的工作。1920年8月，在37000多个名义上已经国有化的工业企业中，却有30000多个企业连名字都未被列入中央的登记册。可是，同1913年比，官僚机构的雇员与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的比例增加了3倍。由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对下属40多个管理局的领导工作是既无计划也无制度，未能在供应维持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方面协调好。当时的工业之所以还没有完全陷入瘫痪，主要是由于还存在着半合法的地下私人企业，国家机构常常依靠这些地下组织来取得国家机构不能供应的原材料材料和数字。

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标记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收，实际上是强行征收。因为正常贸易已经中断，城市因此开始闹饥荒了。布尔什维克利用贫农和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背离了其原有温和的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不再作为使全体农民赢得土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出现，而是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化了的贫农，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所有这些因素对苏维埃工业所起的综合影响是灾难性的。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导致大量产业工人流窜到农村去寻找粮食，回流农村谋生。1920年与1917年相比，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少了一半，1921年的工业总产量下降为1913年的1/4~1/3，人均产量也以相近的幅度下降。农业生产不论耕种面积、总收获量还是单产水平都比1909-1913年的平均水平大幅下降。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甚至强制要求农民扩大播种面积，但是余粮征集制使农民没有任何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因为反对余粮征集制，许多农民甚至拒绝耕种，到1921年，可耕地面积仅为战前平均水平的62%，而收成仅是正常水平的37%，马匹的数量从1916年的3500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2400万头，而耕牛的数量则从5800万头减少到3700万头；卢布对美元的汇价从1914年的2卢布兑1美元暴跌到1920年的1200卢布兑1。

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布尔什维克为了摆脱战争和灾荒所造成的崩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惊讶的却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集团却囿于传统的理论思维定势，将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政策同时也视为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难得试验机会，这不能不扩大了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了实施的时限，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战时共产主义被迫废止后，列宁做了自我批评性的讲话，“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和皮尔苏斯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从列宁所进行的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各种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总体评价是：由国内战争强加给布尔什维克的，是布尔什维克企图不经过一个使旧经济制度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而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尝试，但也是值得赞许的尝试，因为军事共产主义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战时共产主义彻底失败了，但并未因此动摇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信心，他们仍然迷信只要机会合适，国家就可以再度用更多的集中、更大规模的控制和法令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30年代，斯大林经济模式建立之后，联共（布）党史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是，它只不过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对于新经济政策，则认为只是暂时的退却，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向社会主义的正确过渡，而只是为了“更有信心地，确有把握地重新实行进攻”。

战时共产主义虽然短暂，但在此期间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后来的苏联以及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而重大的。

（三）新经济政策

连续七年的战乱和失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联经济陷入了危机之中，喀琅施塔德暴动喀琅施塔德海军基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人奉为十月革命几大发祥地之一，参加暴动的水兵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曾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他们提出的暴动最低纲领的要点如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国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你们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好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喀琅施塔德约有16000名守军，暴动被平定后，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受到残酷镇压。为了关押暴动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更凸显了矛盾的尖锐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危机。如何保持政权，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基本上是依靠农民来维持生存的，因为不仅需要从农村获取大量的粮食来喂养城市，还需要从农业中获取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工业化，所以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党内开始较普遍地认为必须放松对农民的剥夺，用列宁的话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农民版的《布列斯特合约》1917年12月，俄国与德国达成停战协议，但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极其苛刻。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都认为不应该接受条件，只有列宁赞成屈辱的和平，并用自己的权威和决心扭转了舆论。1918年3月签署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和平的条件是灾难性的。乌克兰、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得以独立。外高加索的部分地区被割让给土耳其。俄国人口由此减少了26%，可耕地减少了27%，粮食产量减少了32%，铁路系统缩小了26%，制造业减少了33%，钢铁业减少了73%，煤矿数量缩水了75%。此外，俄国还必须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换一种标准来衡量，俄国损失了6000万人口和超过5000家工厂、磨坊、酿酒厂和炼油厂。”虽然损失重大，但列宁最大程度地挽救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力量与德国作战。新经济政策举措再一次证明，列宁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针对现实问题，他可以摆脱强大的教条束缚，从而获得支持。

但是，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用一种基于自由市场的政策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同既有教条是分歧，在俄共（布）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直主张战时共产主义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站在了列宁的一边，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和经济理论家，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保留了他们的怀疑。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对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有两点反对意见：一是反对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农民小私有者——得到繁荣而牺牲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经济基础转变为自由市场、富裕的农民和轻工业，那么上层建筑迟早必须改变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资本主义必然因此复辟。

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非常清醒，他认为，拯救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同农民达成妥协，企图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是严重的错误。正确的道路是从小规模生产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再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只是在这之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但是随着合作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农民的心理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样农民将从社会主义的敌人变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而不是几个世纪。但是，这个政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是俄国革命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的及时支持。在这期间，国家只要控制住重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命脉”。对于列宁来说，对农民的让步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让步首先是为了达到这个基本目的，让步本身并不是目的。列宁在1921年5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我们可以、应当用而且一定……为我国的经济奠定这一大工业的基础。否则，就谈不到我们经济生活中任何真正社会主义的基础。”

新经济政策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经济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国家仍然对金融业、中型企业、现代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及所有商业批发贸易这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保持着绝对的控制。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化，只是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

新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以下一系列措施：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将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或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取消义务劳动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来支付劳动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921-1922年的饥荒过后俄国能够在1922年度过饥荒，部分得益于国外的援助，如美国的救济署、贵格教友会及其他一些机构和团体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否则以当时饥荒的规模，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饿死。，俄国经济出现了速度惊人的复苏。到1928年，俄国的耕种土地面积已经略微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工业产能也与战前持平。

对于新经济政策，似乎过去国内的研究评价不太准确，摇摆于左右两端。近三十年来，则更多是偏高，认为假如沿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将是另一种道路。其实在经济上，新经济政策内部存在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管理的冲突。如在粮食收购领域，政府通过收购的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却又对粮食进行严格限价，农民有出售粮食与否的自由，但如售粮却又必须按照政府的定价出售。这样，农民为了规避政府的定价，随时都可能拒售。这为新经济政策埋下了致命的病根。在政治上，带有商品经济特点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呵护，频繁的政治斗争使国家根本不可能朝向构建民主政治发展，其结果只能是新的中央集权的出现，集权体制随时可能践踏市场法则，行政手段葬送了新经济政策。1928-1929年新经济政策连续引发了两次粮食危机，联共（布）中央开始执行“非常措施”使用暴力从农村强行征粮。

从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政治结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无论列宁还是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都没有将它视为新体制的萌芽。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变革同步进行。因此，新经济政策其实是一种存在重大缺陷的实践形式。

（四）小结

内战结束不久，经济学家列·克里茨曼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的分析认为，实行集中化和取消货币虽然导致社会主义的降临，但是在经济上却是另一种社会主义，即无计划性。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靠突击办法来调节，某一经济部门出现产品短缺，便促使领导上宣布该部门为突击对象，并把它提到优先地位，常常忽略了另一个部门，从而促使“无产阶级生就的无政府状态具备了最完备的形式”列·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这种无政府状态的非货币化和突击运动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普遍情况，甚至一直延伸到了其后的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是程度有所差异而已。这形成了苏联经济模式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表面无所不包的计划下却掩盖着生产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希拉科拉德认为：“总起来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尽管有许多质的区别，但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在解决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这两种政策方针都没有超出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的范围。”“由此可见，列宁从市场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观点出发，试图尽可能地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只是在经济必要性的压力下和布尔什维克党丧失政权的直接威胁下才对市场关系作出一个又一个的让步。而即使作出了这些让步，列宁也没有超出这样的经济体制模式的范围，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市场只占从属的地位。”

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历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后，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事实本身证明，国家统制和市场势力两种要素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共存的。在苏联历史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两种主要的选择。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在斯大林模式中重新在更大规模上得以恢复，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从而把国家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扩大等同起来，中央集权下的统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又过四十余年的时间，苏联从斯大林模式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转变，新经济政策的各项基本原理在改革中重新被应用，而且还由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文化等领域。1991年巨变后的苏联则根本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借助于休克疗法而直接进入市场经济。在某些历史阶段，国家可以借助于强硬的政权的力量来控制乃至消灭市场，但却无法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与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走进死胡同。就像颠倒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关系，终究因缺乏坚实的基础而无法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