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方面的研究综述

2.1.5　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方面的研究综述

伯格（Berg）和车赫特（Tschirhart）（1988）在其《自然垄断管制》一书中根据自然垄断性的强弱、进入市场有无障碍和企业的承受力列出了在不同情况下政府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对策。他们认为在无进入障碍，企业又有承受力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不管制。主要原因在于：①在无进入障碍的情况下，企业必须不断提高效率以保证自己的成本不高于行业边际成本，否则将会被淘汰。基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既保证了社会利益也保证了企业的经济利益。②企业具有不被潜在竞争者挤出市场的承受力。因此，可以用潜在竞争代替行政管理职能。王俊豪，周小梅（2004）在《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与政府管制政策》一书中对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的管制需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市场进入、价格、质量等方面的管制体系，是目前国内民营化监管方面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肖兴志（2003）指出一方面要取消或彻底改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对有经济合理性的垄断性行业，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管制制度。他认为政府管制至少包括市场准入、价格、质量标准三项主要内容^[27]。李建琴，汪基强（2004）通过个案分析指出，公用事业民营化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规制，而是要根据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特性调整政府规制的范围和内容^[28]。杨海坤，郭朋（2006）从行政法学角度探讨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管制问题，提出公用事业管制的价值内核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公用事业管制的行政行为方式主要是行政特许。基于公益保障的理念基准，行政许可的制度塑造应该从保护计划经济下的垄断行业利益转变为民营化背景下的公益保障价值基准。同时，为了使公用企业有效承担起公益保障的责任，应该将公用企业纳入到行政主体范畴中来，使其承担相应的公法义务，避免政府通过民营化方式规避其传统的公法义务^[29]。孔德军，陈学君，郭连玲（2005）分析了价格帽、价格帽加成本传递、收入帽、收益率管制等条件下民营公司承担的风险，并做了实证分析^[30]。郭朋（2005）认为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角色、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公用事业企业、消费者三方的关系^[31]。

基础设施民营化效果研究方面，由于技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绩效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度量，而且不同的学者往往关注不同方面的绩效，以及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在方式和程度方面并不一致，因此关于基础设施民营化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也没有一致的结论。另外，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来说，上述领域市场化的历史很短，很多数据难以获得；而且市场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相应经济体制改革和规制改革，因此也很难从计量方面单独验证民营化的效果。尽管存在上述困难，还有一些学者对基础设施民营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Megginson 2005，Gray 2001,Megginson and Netter 2001）。大多数学者通过比较企业在民营化改革前后的绩效状况，认为民营化提高了企业的效率，改进了产业的财务状况，扩大了服务范围（Bonin,2002；Barth,2004;Boubakri and Cosset,1998;Cornette et al.,2005;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Weintraub et al.,2005）。另外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民营化改革成功与否更多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民营化后的规制政策和能力，以及引入的竞争程度。（Arocena and Price,2002;Bhattacharya,1997;Bortolotti et al.,2000;Otchere,2005;Levy and SPiller,1996）

从以上总结可以发现，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基础设施产业民营化改革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过，大多局限在基础设施产业民营化改革的某个局部或某一单一层面问题的研究，缺乏具有更强现实指导性的，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随着我国基础设施产业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更具广泛意义、更深层次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不能再采用逐个击破、个案对待的方式去解决，缺乏宏观层面整体管理体系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城市基础设施民营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有必要对基础设施产业民营化问题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基础设施产业民营化的顺利实施。因此，城市基础设施民营化管理体系的建立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