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2．1．2　国内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学者就开始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但系统性研究却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综观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1）对国外最新理论进行介绍与阐释

王缉慈从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入手，综述了基于纯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理论，介绍了新产业区理论，并分析比较了几种代表性的产业集聚理论（2003）；陈剑峰、唐振鹏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定义和分类，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经济增长等方面总结了国外产业集群的关联研究，阐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的集群政策以及集群研究的逻辑关系，并综述了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成果（2002）；熊军在对西方国家集群理论研究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理论背景和理论假设，分析了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2001）；苗长虹等研究和介绍了经济地理学中一个新发展方向——“新区域主义”或“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论述了其出现的背景、特点、理论根源、发展脉络与政策导向，并重点分析了产业群与支持政策，指出产业政策的实施，更多的是改变资源与利益在不同部门和集团之间的再分配，而对提高一国或地区的整体福利水平，并没有确定性影响（2002）。此外，还有周文关于新产业区理论的介绍与研究（1994）；邱成利关于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的述评（2001）；李小建和李庆春对克鲁格曼的主要经济地理学观点的分析与介绍（1999）；梁琦对“新工业区”理论的介绍，以及对克鲁格曼集聚理论、波特集聚理论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集聚理论的介绍与研究（2003）；朱英明对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与述评（2003）；冯德连和王蕾对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研究（2000）；余秀江、魏守华对国外企业群落理论的述评（2003），等等。

2）围绕产业集聚现象所展开的经验与对策研究

钱平凡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指出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五大问题（2003）；池仁勇等研究了意大利产业集聚现象，归纳了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的四大特征，以及中小企业集群的生存和发展能力（2001）；谢立新以泉州产业集聚发展经验为例，分析了产业集群成长的机制和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发展特色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2005）；徐维祥⁽¹⁸⁾建立了一个数量分析指标体系，用聚类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对浙江的“块状经济”进行特征分区研究，探讨了浙江产业群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了这些特征区的成因（2001），同时从专业市场发展与集群的关系来研究需求引导的动力过程（2002）；朱华晟围绕浙江产业群现象，探讨了浙江产业群的特征、演变趋势与发展动力，提出了影响浙江产业群形成与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即社会网络、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并实证分析了诸暨大唐袜业群、嵘州领带产业群、宁波服装产业群（2003）。聂献忠分析了浙江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特点，指出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产业集聚竞争力战略（2004）；金祥荣和朱希伟⁽¹⁹⁾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认为专业化产业区起源的历史条件有三个因素，即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以及产业氛围；王天义、张建忠通过对唐山钢铁产业群的案例分析，对传统的均衡区域经济布局理论提出了质疑⁽²⁰⁾（2002）；聂鸣等阐述了集群成为DECD国家公共政策的原因，选取了发展中国家有代表性的几个集群（如印度的Triuppur针织集群、墨西哥的Leon制鞋业集群、巴西的Sinos Valley和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手术器械集群）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了集群内部发达的前后向产业联系、政府干预、地方公共机构的支持等因素对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提出了区域范围内应该以集群政策替代产业政策以促进区域竞争力提高的观点（2002）；封凯栋等讨论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以河北清河羊绒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2002）；贾根良等通过对丹麦和芬兰家具业发展的分析，强调学习与持续创新是传统产业通过地理集聚获得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相应地提出了我国传统产业创建地方生产体系的政策建议（2001）。

此外，费洪平关于胶济沿线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1994）；王缉慈等人关于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研究，以及对浙江“块状经济”的调查研究（1998，1999，2001）；朱英明关于美国硅谷、意大利、印度提若普尔等地区，以及我国传统产业区、新兴工业区、智力密集型区域中的代表性区域进行的研究（2003）；李长虹关于科技工业园区的研究（2002）；刘军国关于清河县羊绒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1999）；孟庆民、段杰关于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2002，2003）；万晓关于上海工业空间集聚体的研究（1999），等等。总之，我国学者围绕产业集聚现象所展开的经验与对策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对我国区域规划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这种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经验研究和对策建议毕竟有其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不具普遍指导意义，还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实践。

3）对产业集聚理论问题的研究

王缉慈⁽²¹⁾从经济全球化和本地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产业群的概念、形成因素、发展机制，以及企业集群的创新问题等，并论述了实施产业群战略的重要性、政策目标；梁琦通过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系统分析，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产业集聚过程的内在规律，不仅建立了产业集聚的理论体系，而且一反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中比较优势决定专业化模式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集聚优势是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决定因素、贸易成本的降低可能使比较优势决定的专业化模式发生逆转等论断（2003）；盛世豪在对产业群的定义、特征、分类等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产业群发展的机理，认为产业群将中小企业与区域产业重组有机结合起来，具有高效率、有效性和灵活性的优势，是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2002）；刘峰等运用“密度制约模型”来分析企业集群内部企业数量及密度的变化对整个集群后续发展和波动的影响，指出知识溢出、创新和强化集群内部联系有利于保持集群稳定持续发展（2004）；金祥荣和朱希伟认为，专业化产业区产业的集聚力来源于产品差别、集体学习和相互依赖，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并用数量模型分析和论证了产业群集聚的内在机制和集聚的内在动力（2002）；隋广军和申明浩基于动态的视角发掘区域产业生成、集聚、衰退与更新的生命周期过程，进而寻找其内在的驱动因素，从而从演进的角度有效地区分了“生成”与“集聚”这一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两个不同阶段（2004）；叶建亮⁽²²⁾运用新增长理论，建立起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不仅是导致企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且在维系企业集群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当企业集群不存在知识溢出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不加入集群，集群内部知识积累的提高不仅依赖于集群规模的扩大，而且知识存量的增加又会导致有效率的集群规模扩大，两者存在正反馈机制，同时，他还认为，在集群发展中，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与过度的知识溢出一样会导致集群的崩溃，因而除了企业采用一体化行为解决这种经济外部性外，中介组织的适当干预和地方政府的创新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权宜之策；熊军认为企业群落的动机有九个，即获得新的互补技术、获得协同经济或者互助经济、分散风险、联合供应商和用户开展R＆D活动、作为防御手段减少竞争、通过使用互补资产和知识获利、加速学习进程、降低交易费用、克服市场进入壁垒（2001）；符正平从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探讨了企业群落的产生，认为集聚网络的外部性构成集群发生、发展、成熟和衰退的机制，地方政府必须解决好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政策措施（2002）；刘友金从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角度研究集群，通过对集群式创新的内涵、特征、一般模式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提出了集群式创新的一般过程（2002），并对比研究了国外区域创新的相关理论（2002）；徐祥荣建立了一个数量分析指标体系，用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浙江“块状经济”的特征及其成因（2001）；陆国庆以衰退产业为研究对象，论证了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生命周期，延缓产业衰退期的到来（2001）；魏守华、石碧华⁽²³⁾分别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并归纳为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等四个优势；蔡宁、吴结兵⁽²⁴⁾基于企业理论解释了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认为集群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形式构成了新竞争单位，其竞争优势来源于资源禀赋及集群对于资源的整合能力，集群规模与集群结构是影响集群资源及其整合的根本因素，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博弈行为与集群结构的互动是影响其竞争优势的动态途径；仇保兴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群落普遍存在的理由，认为当企业和市场的交易费用都相对较高时，小企业群落和其他中间性体制组织就应运而生了（1998），同时，他还系统地论述了小企业集群的产生、类型和发展趋势，并以浙江永康市保温杯产业群为例，研究了产品过度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产品质量对产业群发展的影响（1999）；李小建针对有关新产业区基本特征的国际争议，提出以形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联系程度和根植性等五个因素作为判别产业区的定性或定量指标，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偶然因素对产业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2000），同时，他还认为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贸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并比较了以马歇尔、韦伯、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集聚发生机制的理论解释，提出政府在诱导产业集聚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002）；徐康宁认为，地区间产业集聚和分工是构筑产业新比较优势的基础，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集群战略是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01，2002）；唐杰等学者则首次对城市工业集聚经济效果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集聚经济的含义和分类，对集聚经济的效果与产出规模进行了分析（1998）；杨静文从微观角度探讨了创业机制与企业集群发育形成和演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指出建立完善创业机制是实施企业集群战略的灵魂，并全面阐释了企业集群战略的基点和要旨（2004）；冯云廷在《城市聚集经济》一书中提出了“城市聚集经济是城市形成、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依据”的观点（2001）；工业地理学者徐进钮在其论文《流动的镶嵌》中，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知识流动方面探讨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集成电路企业集聚机制；台湾学者杨丁元等运用产业生态的观点论证了台湾高科技产业集群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1999），而另一学者孙盈哲则以成衣制造为例，对网络生成机制、类型、绩效以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总之，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为解释产业集聚尤其是企业集群现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大多数研究成果仍然囿于区域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限制，而基于一般区位均衡理论，对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结构进行探讨的却不多，加之大多数研究主要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理论成果上，自身的创新点并不多。同时，单一的静态分析导致在研究中倾向于分析具体区域的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优势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结果，而没有将其放在一个更广的层面来探究，现实指导意义并不强。因此，随着产业集聚的演进，集聚理论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比如，对集群本身的研究，目前的研究视角基本上被锁定在集群内部，对于集群外部的经济发展规律（同一区域内不同产业集群发展的合理时间序列和空间布局、集群外部空间结构的运行机制等等）的讨论还比较欠缺。又如，关于集群的分析，横向比较研究的多，而对集群的历史演进与发展阶段的描述与划分的研究则少；对集群进行定性分析的居多，而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的偏少，而且没有建立起公认的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再如，在探讨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只关注集群正的“外部经济性”，而很少关注集群负的“外部经济性”。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也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和规范的研究方法，需要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