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1 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动政府管理制度创新,扩大产业对外开放
一方面,通过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变,倒逼政府部门转变管理思路,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新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提高行政效能,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介入转变为服务微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行外商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模式,加快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同时,不断完善内部架构、优化开放领域、拓展投资的权限,从而真正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以改革促转型。应借鉴美国、韩国等国家的做法,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维度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具体而言,从工业部门开放的角度看,一方面,负面清单逐渐由中类、小类行业向大类行业转变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具有比较优势、长期来看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的开放,特别是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已经开始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因而应进一步加大电气机械、化学纤维、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和一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领域的开放。另一方面,应更加注重产业安全问题,我国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外资市场控制率较高,而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往往外资市场控制率比较低,这表明在通过产业对外开放,不断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竞争力的同时,也给我国的产业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同时,也要更好地配套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化,帮助企业提升自身技术层级,从而通过吸引外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将产业安全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从服务业开放的角度看,2013年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领域分别是通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而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保险服务等领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比较劣势。因此,在服务业的开放上,应该更加注重通信、建筑、金融等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同时在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领域,仍然需要采取一定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从而合理地引导外资在服务业领域的资金配置。
7.5.2 加快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建设,保障市场运行秩序
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在实现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增加了对政府风险管控能力的要求。如何构建新型的监管体系、明晰监管主体、创新监管方式、优化监管内容成为了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配套的关键环节。为此,首先要实现监管主体由“单部门监管”向“多部门综合监管”转变。积极探索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管系统和行政管理平台的对接,实现多部门综合监管。同时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并合理整合相关监管信息,保证监管的公平、公正。其次,要实现“规则性”为主的监管模式向“规则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转变。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去规制相关市场中的经济活动,同时合理采用原则性监管模式,减少管制条款和具体指标,增加指导性意见,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最后,要实现监管的对象由“企业为主”向“企业与投资者并重”转变。我国过去的监管法规主要是通过约束企业行为来规范市场秩序,对投资者特别是外来投资者的监管设计还不多。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将会有大量外来投资者涌入,这就需要将对企业的监管与对投资者的监管相结合,避免单纯依靠对企业监管带来的“主体明确,责任不清”的监管低效。
7.5.3 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商事登记制度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重要举措。作为国家调整商事交易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保障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商事交易的安全至关重要。首先,逐步放宽企业注册资本的登记条件,如不再将公司实收资本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等;其次,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特别是推进电子执照和动态电子化登记管理的同时,提高企业的“失信成本”;最后,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向认缴登记转变,降低成立新公司的门槛,实现由公司自主认缴出资额、确定出资方式以及设定出资期限,同时制定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的制度。
7.5.4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实现调控目标机制化与政策手段的法制化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的重要手段。建立计划、财税、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优化经济结构、熨平市场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的需要。从计划体系建设角度看,中央政府要强化发展规划制定、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制度机制设计以及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职能。从财税体制改革角度看,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从金融体制改革角度看,要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1]贺小刚等:《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期。
[2]罗党论、唐清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3]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4]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企业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5]万华林、陈信元:《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生产性支出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期。
[6]李雪灵等:《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1期。
[7]埃格特森·思拉恩:《经济行为与制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8]张五常:《交易成本范式》,《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本章主持与执笔:李津津)
【注释】
[1]政治关联的衡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董事长是否是人大、政协委员或者曾经是政府官员;二是董事长就任的职位数目加总。寻租行为则主要是利用企业的业务招待费与差旅费总和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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