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主要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归根结底,在于劳动力、资本、创新要素等的不断升级,产业转型本身即对应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本积累率的提升,从而使生产系统更为复杂,主导性产业和技术会越发倾向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也越发接近于世界产业和技术的前沿水平,并由此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跃进。“新常态”背景下不仅需要劳动力、资本以及创新要素等实现质量上的提升,由扩大规模转向提升质量与效率;也需要在产业的发展模式、体制机制上升级换代,以应对未来产业技术革命、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及竞争方式变化的挑战。

3.2.1　要素禀赋升级缓慢,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亟需升级

首先,从劳动力来看,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2010年发生了转折,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见图3.1),这意味着中国廉价人工的终结是必然趋势,人工成本的上涨是永久性而非周期性的。尽管我们潜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改善,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依然比重较低且增长缓慢(见图3.2)。对于未来的产业竞争来说,中国产业的做强需要从依赖低成本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显然,我们在此方面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而且,中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劳动力跨区域、跨产业之间的流动,这为其贡献了重要的劳动力的配置效应,人口流动事实上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自变量,但目前劳动力自由流动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体制机制的障碍。

图3.1　2000～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图3.2　1990～2012年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而且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重要因素就是人才,人力资源作为中国创新驱动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目前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在我国向创新大国攀升的过程中,科技人才的提升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科技人才的总量上,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见表3.1),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和研究人员绝对数量已经在全球位居第一位。但科技人力资源的相对指标我国仍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如我国每万人就业人员中从事R&D活动的人员为60人,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100人以上,大部分国家是我国的2倍以上,我国在此方面差距较为明显;其中的研究人员为27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显著。因此,我国还不能称为科技资源的强国,在高端科技人才的培育方面还需要花大力气。随着国家创新战略和政策的逐步落实,科技活动的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将进一步上升,研发人才的数量也将逐年增长。在庞大的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基础上,适应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需求,适度增加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发岗位数量,是增强我国竞争力和向创新型国家转变的重要举措。同时,在研发人力资源的配置中,全国研发人员80%以上从事试验发展工作(见图3.3),而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源配置较低^[1],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科技人力和经费资源集中在应用和试验发展方面,更多地注重科技投入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有利于加快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当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从长远来看,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力的投入,不断夯实创新能力的基础,这样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等科技转化方面的活动才会有强大的支撑,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才有更大的创新基础。因此要强化科技人才资源不仅是增加研发人员的数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和培育人才队伍。

表3.1　中国研发人员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其次,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向服务经济、职能制造方面转型就需要更加灵活、完善的融资机制的支撑,特别是新技术、新的产业模式往往需要多元的融资渠道。但是,目前我国的融资系统还是以银行为主导,而这样的融资体系倾向于支持资本密集、重资产的传统工业,对服务业以及一些创新型企业的支持明显不足。融资体系与我国未来产业的转型存在着明显的错配,一方面导致了一些重资产产业的产能过剩,而另外一些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在微观企业层面,金融系统对国有大企业支持较大,而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则支持不够,导致资金难以发挥最佳的效率。因此,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不匹配性大大降低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绩效。

图3.3　1992～2012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的分布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同时,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研究,中国作为低成本制造业大国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温和的薪酬增长、高效的生产技术、低廉的能源价格以及美元汇率走低使得部分商品在中美两国的生产成本几乎没有差异,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未来会选择在美国境内进行生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基准(100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这就表示目前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2020年左右将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目前,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约为3美元,而美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在35美元左右,从数量看,我国仍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从发展趋势看,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增长超过200%,年均增速超过10%;而同期,美国增长幅度仅为27%,年均增速不足3%。与此同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从绝对量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足美国的10%,而在高端制造领域,美国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0倍以上。从增长趋势来看,过去10年中,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00%以上,低于制造业工资成本增幅;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接近5%,高于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目前,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越来越接近,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必须尽快重新塑造竞争力,“世界工厂1.0版”必须尽快升级到“2.0版”、“3.0版”,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3.2.2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大国地位的崛起,我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必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挑战。一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大国,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外部关系,其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产业竞争力还比较低,并且现阶段产业竞争优势和方式的转换速度越来越快,但显然我国的企业和整个市场环境的转型还跟不上上述变化。尽管2014年我国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已经达到100家,仅次于美国的128家,大大领先于日本的57家,但中国的入选企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金融、化工、钢铁等垄断性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源缺乏有效配置。而美国的企业则分布在互联网、银行、电信业、零售业等多个行业,发展相对均衡。相比之下,中国的《财富》500强企业主要靠垄断地位获得快速的发展,这些企业在整合国际资源、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方面相对欠缺,国际竞争力并不强。尽管我国也拥有华为、联想等跨国经营的国际企业,但多数企业主要是利用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与全球公司竞争,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造、全球设计研发、全球营销、全球经营能力的国际化企业。中国企业的经营业绩也是差强人意,譬如2014年世界500强50大亏损最多的企业中,中国共有16家上榜,占比32%,相比于2013年的8家,数量翻了1倍。

表3.2　2014年《财富》500强世界企业的国家分布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www.FORTUNEChina.com整理。

与此同时,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治理水平还亟待提高。自由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使用经济自由化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分析中国制度环境的演变及其在全球经济体中的相对状况。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全球权威的评价各国制度环境的指标之一,该指标对各经济体在产权保护、控制腐败、财政自由化、政府支出、商业自由化、劳动自由化、货币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等领域都进行了评价,并根据这些指数得出各经济体总体的自由化指数。表3.3分别列出了1995～2014年中国整体和各领域的自由化指数,以及这些指数在所有样本经济体中的排名。限于篇幅,我们仅列出了一些代表性年份的数据。从中国整体的制度环境来看,我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自1995年以来均处于50～60之间,根据指数的评分办法,我国在1995～2014年间均属于“较不自由经济体”^[2]。从自由化指数的总得分的排名来看,我国也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2014年,在全球17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37名,在75%分位以上(76.97%)。2014年的各细分指标中,除了控制腐败和劳动自由化在各经济体中处于50%分位数以内,其他指标均处于世界中下等的水平。从纵向来看,1995～2014年间,我国的经济自由化的整体水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某些区间内还出现了自由化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在这段时期中,改革的总体成效是不明显的。在这一时期,改革成效最显著的领域是贸易自由化和控制腐败,贸易自由化的水平由1995年的20分提高到了2014年的71.8分,并且在世界上的相对排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94%分位提高到了68.5%分位,这与我们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密不可分的;控制腐败的得分尽管提升不高,但在世界上的相对排名由1995年的67.3%提高到了2014年的43.3%。此外,我们在控制政府规模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他领域的改革则是比较迟缓的。当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缺乏充分竞争的历练、经济行为有诸多非市场性的扭曲时,在国际上很难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时亟需完善的方面。

表3.3　1995～2014年中国经济自由化指数及其排名

注:A为总得分,B为产权保护,C为控制腐败,D为财政自由化,E为政府支出,F为商业自由化,G为劳动自由化,H为货币自由化,I为贸易自由化,J为投资自由化,K为金融自由化。
数据来源:经济自由化指数网站。

其次,随着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面临的贸易条件有可能出现恶化。特别是随着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的战略,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竞争不仅仅体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垂直分工上,在一些环节上已经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横向竞争。譬如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往往会遭受较为严格的审查甚至是不可逾越的进入壁垒。由图3.4可以看出,我国遭遇的反倾销占全球的比例高达30%左右,并且近几年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两头挤压和双重挑战。一方面,我们高端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像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那样具有“价廉物美”的显著优势,因此难以短时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发达经济体已经感到了竞争压力,对中国高端产品的限制也会更多。从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和地区分布来看,1995～2014年,中国总共遭遇反倾销1　022起,分别由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其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数量最多,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关系比较密切且是直接的竞争者,随着今后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和我国的贸易争端也将不断增多。在中国遭受反倾销的行业分布上,总体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见表3.5)。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削弱。因此,产业竞争力断档的风险在增大,如果不能在新的领域实现突破与跃升,我国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都会陷入较长时间的降速换挡的阵痛期。

图3.4　1995～2014年我国遭遇的反倾销数量及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WTO的数据整理,2014年的为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数据。

表3.4　1995～2014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和地区及案例数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WTO的数据整理,2014年的为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数据。

表3.5　1995～2014年中国遭受反倾销的行业及案例数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WTO的数据整理,2014年的为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数据。

3.2.3　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战略需要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突破

目前,我国有诸多产业发展的战略出台,譬如“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这些战略实质上在于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中在2015年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与现代制造紧密结合,“互联网+”主要是指互联网与其他传统行业相融合,产生出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同时,“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更是为中国制造业的未来10年设计了顶层规划和路线图,开启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的帷幕。借力“互联网+”,使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创新业务模式及商业模式,成为众多企业和制造业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重要战略。而“中国制造2025”主攻方向则是智能制造,它需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深度融合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优化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投资方式、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等,改造提升中国制造业。打造智能制造,不仅是为了挖掘和拓宽经济增长点,更是为了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上述战略的实质在于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但要真正实现上述战略,实现产业的高效融合发展,重点需要完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产业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由于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现一种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产业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全面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打破产业融合壁垒的必由之路。

在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创新对“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创新驱动的基础和环境,我国还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创新资源的投入来看,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年中国R&D经费投入11846.6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08%,首次突破了2%(见图3.5)。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向创新驱动转型的经济体而言,研发投入迈过2%这一门槛表明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但与美国、日本3%左右的强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从2%向更高水平攀升时,面临的困难也更大,我国从占比1%到突破2%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今后,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仅要实现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研发的效率,提高资金转化的边际效益。

图3.5　2000～2013年我国R&D经费支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在科技研发产出总量方面成果较为丰富,对于比较有质量的R&D活动而言,专利是最重要的产出成果之一,特别是发明专利更是集中体现了较高层次的创新成果。在专利申请受理数和专利申请授权量方面,我国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的地位。2013年专利申请受理数2　377　061件,专利申请授权量为1　313　000件,这两项指标连续数年呈稳步上升态势,专利受理与授权数量的增长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在创新产出方面的成效显著。与数量上的大规模相比,从专利的技术含量以及利用率来看,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创新的实际效果。在专利申请受理方面,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占比1/3左右,比例并不高(见图3.6);而在专利授权方面,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更低,长期低于20%(见图3.7)。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占比较高,但实用新型专利又被称为小发明或小专利,对创造性的要求不高,在中国专利系统中属于低质量专利,而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实用新型专利在美日等国家已经基本不存在。发明专利偏低是我国科技成果产出成效不佳的主要表现。与此同时,在我国国内有效专利中,2013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各占国内有效专利总量的52.73%和31.14%,而发明专利只有16.13%(见图3.8),即国内自主创新成果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这也严重影响到了最后创新的经济附加值。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固然受到市场需求的拉动,但更多的则是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绩效评价激励政策的推动。市场驱动的创新活动所产生的专利数量,要远远少于受科技创新导向政策推动下新增的专利数量。过多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不仅市场利用率低下,而且逐渐转化成某些企业或群体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由于各地对于发明专利申请有奖励制度,认定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专利指标,所以部分公司会为了享受国家税收等优惠政策制造一些“垃圾专利”来滥竽充数。但由于没有专利质量考核制度,因此很多企业都无所顾忌。因此,在专利数量不断增长的条件下,促进创造科技含量高、市场效益好的高价值专利的发展,拓宽知识产权资本化、产业化渠道,是今后我国实现专利市场化、提高专利获利能力的重要工作。

图3.6　1995～2013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中三种专利的分布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年《专利统计年报》。

图3.7　1995～2013年我国专利申请授权中三种专利的分布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年《专利统计年报》。

图3.8　我国国内有效专利的分类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年《专利统计年报》。

科技进步贡献率常用来衡量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表征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支撑引领作用的重要指标,也是刻画科技成果规模化、产业化对经济社会促进作用的重要参照。从我国的这一指标来看(见表3.6),目前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突破了50%大关,达到了52.2%,科技的应用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日本、芬兰等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我国与此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另外一个度量新技术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的指标为新产品的开发与销售情况,一般而言,如果一项技术实现了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会体现为新产品。因此,新产品的开发、销售和出口也能大致反映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规模以及绩效。2011年我国新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3年达12.85万亿元(见表3.7),比2010年之前有了较大的增长。同样,新产品的出口在近几年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创新环境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已成为大众共识的氛围下,以及在各种鼓励创新与产业化的政策刺激下,我国在创新产品的转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占整个销售收入的比重近几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创新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反而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因此,提升自主创新成果的质量、提高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竞争力是实现产业化“量增质高”的重要方面。

表3.6　历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表3.7　2000～2013年我国新产品销售与出口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统计局数据。

我们存在的许多创新的障碍,除了技术创新的原因外,更多的还在于我们制度创新比较低下。尽管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在不断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但从总体上看,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仍然过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仍然过多,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仍然相对薄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使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抑制了市场的无形之手,严重束缚了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因此,只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企业和市场活力的“加法”,用更大气力释放改革红利,才能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三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尽管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积极推进,自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至今,国务院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3　528项,占原有总数的80%多,各地区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也占原有总数的八成以上。但目前国务院部门仍有900多项审批项目,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近万项。^[3]行政审批过多,表明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深,束缚了市场主体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动力和活力,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未能真正发挥,企业过多依赖政府的扶持,过多依赖政策的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