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第一次经济转型，进入21世纪新常态时代，中国又站在了第二次转型的十字路口。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终结了中国过去依赖出口的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和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外需不振、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以及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现实倒逼机制下，中国经济亟需为未来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出口导向型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终结

从后危机时代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趋势看，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无论是在需求总量上还是在产品结构上，几乎不可能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准，意味着出口导向的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终结。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以重振国内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回归将会替代中国部分出口产品。金融危机也极大影响了欧美个人的消费模式和储蓄习惯。发达国家这种“去杠杆化”的趋势表明，外需萎缩将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中国外贸形势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渐向越南等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转移。由于大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中国从出口导向模式中分享得到全球化红利越来越少；第三，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系统性风险过大，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较大，容易给国内的外向型企业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

(二)投资主导模式的终结

在中国第一次转型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主导型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其副作用就是各地的重复性建设以及相关产业扩大规模后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投资对GDP贡献率常年保持在40%左右，有几年甚至超过了50%，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之间。与此相反，消费增长率却在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偏低且呈下降之势。消费投资比严重失衡。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国内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无法从外需市场中得到释放，如果没有内需的及时补充，投资主导模式将走向终结。

(三)刘易斯拐点的临近预示人口红利的终结

第一，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成为必然。随着劳动保障制度的完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活成本提高、通货膨胀高举不下，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提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廉价劳动力为相对优势的“人口红利”将成为过去；第二，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加剧，预示着中国充足供给的劳动力格局将逐步消失；第三，近几年，东部地区频频出现的“用工荒”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劳动力成本上升、用工荒等趋势将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机制，从而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市场基础。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口红利”的终结将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

(四)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首先，在过去“重发展，轻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下，我国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破坏和污染。治理污染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在一定程度是经济的净损失。如果从源头上通过降低排放来治理污染，包括使用高技术的设备、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类型，则会直接带来技术上的难度加大和成本提高。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要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减速。其次，在能源上，由于粗放的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近年来我国原油、煤炭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都持续上升，新增需求规模占世界比例则更高。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类能源产品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