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成本变化分析

农村劳动力成本变化分析

胡晶

自2007年起直至2008年，生猪、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云南省的广大农村地区与之相伴的是农村劳动力工价的上涨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外流。与此同时，2006年，沿海地区开始的“民工荒”也表明长期以来“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论调值得商榷，尤其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体现了国家注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确实地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企业和各用人单位开始思考如何从技术革新或科学管理等层面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一味希冀凭借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经营利益的最大化。而随着就业环境的改善、国家相关政策的保护与支持以及人力工资的上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成为一种趋势。

一、2008年我省农村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

云南总人口4500万，是西部人口第二大省份。据统计，在所有农村劳动力中，有750万富余劳动力，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6%。

（一）农村劳动力工价上涨提高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成本

一直以来在传统农业生产中，“自己的劳动力不算钱”的惯性思维，使得大多数农民在计算他们的生产成本时，总是习惯性地忽视自身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旦将劳动力成本计入其中，可以看出，其纯收入就相当低，尤其从2006年起到2008年，农村地区劳动力工价的普遍上扬使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以云南农村几大普遍农业种植品种为例，从最近两年他们各自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投入与产品销售价值对比来看（下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计入劳动力成本，家庭农业生产的收入明显将大大缩水。

由上表可以看出，与几年前农村劳动力工价徘徊于20元以下相比，从2007年起，农村劳动力工价出现了明显的上扬，如果将劳动力计入生产成本，那么这些劳动力成本将占据产品总价值的50%，甚至更多。对于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样的工价上涨对他们的生产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云南农村普遍存在的换工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削弱了这种影响，可对于生产大户而言，这样的工价上涨势头就会对其生产产生巨大压力，因为其种植面积大，不可能用换工制度解决劳动力需要的问题，而必定要雇用其他劳动力协助生产，如此一来，其生产成本至少要比前两年上浮10%以上，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否则农产品经营户尤其是大户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而现实是许多地方即使愿意出高工价雇工进行农业生产也仍然找不到可用的劳动力，因为多数村里的壮劳力都外出务工了，留下的仅是妇女、孩子和老人，这些壮劳力虽然在春耕或秋收时回乡帮忙，但他们总是在忙完自己或亲戚家的农活以后便匆匆离开，继续外出打工。

在养殖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拉动了猪肉的价格。由于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生猪养殖饲料成本增大，利润空间缩小，加上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许多农户放弃了经营性的生猪养殖，仅留下自己食用的年猪，他们担心一旦大家这个时候都去养猪，那么很快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那时高成本养殖的生猪只能低价出售，很可能会给家庭经济带来重创。这时仅有大规模养殖户或规模化的养殖场继续养殖，并考虑雇用工人来养猪，这样一来高工价的劳动力成本与高成本的饲料一起，必然要成为生猪价格的一部分，从而继续带动生猪价格上涨。2008年生猪价格相较于2007年虽略有回落，但绝对不可能再回到两年前的水平了。而在社区生活及公共事业发展方面，高工价直接提升了家庭建设及社区建设的成本，原来40元/个的泥水匠或木工都不可能再请得到了，农户建房时请技工的价格至少比原来上涨了50%甚至一倍。而社区的道路等公共基建的建设工人，也基本从原来的25元/个涨到了30元甚至50元或60元不等，农村发展的成本总体而言上升了。

（二）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首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企业利润空间的缩小，会引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其他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降低企业成本，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企业会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而雇用较少的劳动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行业间的竞争会加剧，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扩大企业规模，依靠规模效益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其次，虽然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我省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仍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抛弃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获得投资的模式，将成为社会进步的表现。最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企业带来了成本压力，迫使企业在短期内只能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如果企业生产的是生活消费品，那就将引起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直接表现为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如果企业生产的是工业投入品，其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递给下游产品，后一种情况经历多次，将会引起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成为农村家庭增收的重要途径

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剩余劳动力并没有明显回流，仍然保持持续转移的态势，进一步成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紧紧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将劳务产业列入了重点扶持产业，农民工资性收入已成为2008年我省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和突出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全省继种植业、畜牧业之后促进农民增收的又一大产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对40个县24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农民在外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为388.1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6.7元，增长17.1%。其中农民在本乡地域内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为262.2元，同比增长15.8%；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为65.8元，同比增长28.7%。前三季度转移劳动力在外务工人员人均劳务收入2312.85元，同比增加554.65元，增长31.55%，其中，寄回、带回现金人均565.16元，同比增加78.8元，增长16.2%。到2008年，全省农村居民1～9月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511.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3.1元，增长了31.7%。工资性收入占期内人均现金收入的19.8%。外出劳动力务工总收入人均2706.5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93.6元，转移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成为我省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平稳提高，外出务工规模也进一步扩大。2007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达到13.7%，比去年同期的11.2%提高2.5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就业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7.5%，比去年同期的5.7%提高1.8个百分点。而到2008年，前三季度外出劳动力与上年同期相比则又增长了9.4%。

从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分布来看，2007年前三季度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规模继续扩大，占外出劳动力转移的95.4%，比上一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外出劳动力的4.6%，从事第二产业的占43.5%，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1.9%。从转移的行业分布看，转移到制造业的劳动力最多，占外出劳动力人数的22.2%，其次为转移到建筑业的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的16.6%，转移到住宿餐饮业的劳动力占14.6%，转移到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力占13.4%。转移的劳动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本省和东部沿海省市两大区域。全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到本省各级城市占外出就业的55.1%；务工到东部地区的占41.5%；务工到中部地区的占2.2%；务工到本省以外西部地区的占1.2%。从务工城市级别看，务工到地区级城市的占34.9%，省会城市的占24.4%，县级市的占20.4%，直辖市的占8.6%，建制镇的占4.0%。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对我省农村劳动力显示了较强的吸纳能力，外出到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以流向东部地区为主，占外出到省外的92.0%。到2008年，外出务工劳动力分布趋势基本未发生根本变化，外出劳动力仍以东部、西部地区为主，前三季度外出劳动力到东部地区的占42.9%，西部地区的占55.1%。外出劳动力中有97.8%的人从事非农产业。

在2007年前三季度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占67.9%，女性占32.1%。从年龄看，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其中，16～20岁的劳动力占24.8%，21～25岁的劳动力占37.1%，26～30岁的劳动力占15.4%，31～40岁的劳动力占15.2%，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7.5%。和上一年同期相比，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有所上升，比较明显的是16～20岁的劳动力所占比重由34.0%下降到24.8%，21～25岁的劳动力所占比重则提高了7个百分点。转移劳动力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多数劳动力没有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转移劳动力中，文盲占2.2%，小学文化程度占31.9%，初中文化程度占55.1%，高中文化程度占8.6%，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2%。其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仅占17.6%，而82.4%的外出劳动力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他们主要靠体力来挣钱。到了2008年，前三季度外出劳动力中16～20岁的占25%；21～30岁的占53.6%；31～40岁的占13.3%；41～50岁的6.8%；50岁以上的只占1.3%，外出务工劳动力年龄结构更趋于年轻化。文化程度以初高中生为主。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2008年1～9月外出劳动力中小学程度的占30.8%；高中程度的占52.2%；中等专业及以上的占3.6%，同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有20.6%接受过专业培训，外出务工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高。

此外，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外出务工人员在能力提升、知识眼界开阔等方面也有一定收益，他们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能够得到一些更加实用的技能和方法，这有利于他们在今后的自身发展中找到相对的捷径，同时也有助于在他们有朝一日回乡后发展家庭或社区时，能够找到更好的路径并掌握如何寻找资源、优化配置资源的方法。

二、2008年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以粮食为主的基本农产品供给出现紧缺现象

正如上文所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推动了粮食等基本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且由于工价上涨带来了劳动力转移，同时导致了从事粮食或其他基本农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增加，直接对基本农产品的供给产生了压力。粮食是土地密集产品，就业容量低，同时比较效益差，因此很难通过进一步的提价来增加种粮收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报酬日益增加，使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一方面，农民往往是选择从事非农产业，即便是选择农业也往往选择经济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或林果，而不是从事粮食生产，即使最终选择粮食生产，则其耕种精细程度也有所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事家庭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开始向妇女、老人和儿童逐渐转移，以节省更多的家庭劳动力从其他大规模粮食生产的业主处赚取劳动工资，或者向外转移以更多地增加家庭收入。最为典型的是近几年来我省广大农村地区茶叶、烤烟、核桃等多种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尤其是茶叶，在2006～2007年间，由于市场炒作等多方因素影响，茶叶价格曾一度高至24～25元/公斤，茶叶种植的高收入、高回报使得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产业的发展大军中。而在此过程中拉高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将传统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排除在外。当人们发现花同样的力气能够生产出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粮食的生产，除了让家里的老人或妇女为主的弱势劳动力以相对粗放的经营方式保留口粮种植以外，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新产业的发展中去。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核桃等新兴的林产业发展中，18元/公斤的核桃显然要比种2.8元/公斤的大米更划算，更何况在二者投入劳动力相当的前提下，前者在挂果后的数十年内管理成本显然还更低些，而经济收益无疑也将更高些，甚至一些地区的农户已经彻底放弃粮食生产，转而购买粮食。如此一来，保障粮食供给无疑就会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刺激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自身持续发展受到严峻考验

1.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使农村社区“空巢”现象进一步加剧

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客观事实，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无疑还将进一步鼓励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在最近一年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其最终的结果往往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农村社区“空巢化”现象。我们发现，在外出劳动力中，通常都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他们要么还未成家立业，要么则是已经在农村安家落户并已生育子女，孤身一人或与同伴一同外出务工。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城市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吸纳他们成为城市居民，所以他们始终是劳动力转移中的“游击队”，无法成为城市就业中的“正规军”，他们只能“候鸟式”地迁移，他们所获得的收入还不足以使他们能举家迁入城市，与之伴生的就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最严重的当属他们的教育问题。如果父母中仅留有一人在家带孩子，那么由于繁重的家庭劳动，他们往往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如果托付亲戚朋友或长辈，这些人更是精力有限，不可能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过多。无论哪种方式，最终对孩子的教育都变成放任自由，目标仅在于让孩子吃饱、穿暖、不出事，重养轻教，忽视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对留守学生思想道德、学习、安全、行为习惯等方面无法给予更好的引导。另一方面，“打工潮”给农村带来了“读书无用”的观念，加上近年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国家实行统一的大中专各项费用自理和毕业自主择业的政策，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有了更多的减免优惠政策，但严峻的就业形势很明显已经使许多农村家庭丧失了“读书跳出农门才成器”的信心，他们已经部分失去了送子女深造学习的兴趣，更多人的想法变成了既然读书无用，不如让子女早点出去打工，还可以早一点为家庭分担一分责任。

对于留守妇女而言，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多种角色的扮演加重了留守妇女的生活和心理负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利于人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甚至社区的全面发展。

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老一辈人“养儿防老”的思想被彻底打破了，不断增加的乡城迁移可能导致潜在供养照料人数的减少和家庭养老质量的降低，并最终造成农村老年人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增强孤独感。

“空巢化”现象的加剧，其最致命的破坏在于农村建设主体的缺位，这里所说的建设不仅是社区的建设，同时也是家庭的建设。外出务工人群的绝大多数刚好是年龄在16～45岁之间的群体，他（她）们身上肩负着传承父辈精神、传统、文化，构建社区或家庭精神支柱的责任与义务，他（她）们一旦远离社区，那么无疑这个社区未来的发展只能是逐渐地削弱。

2.农村社区人才在劳动力转移中流失，社区发展缺乏主力军

能够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受益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人，必然属于具有一技之长、能力较强、较为开放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等特点的群体，这是对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出的要求，但这个群体恰恰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大部分从事的都是体力活，因此是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而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耕作质量下降，田间管理跟不上，甚至出现抛荒现象。同时，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无疑将使农村多数公共事业开展困难，比如乡村公路的修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公共饮水工程建设等。在近两年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建设项目最后不是村民自己投工建设，而是买工建设，村民也只出钱，不能参与，对建设项目没有主人翁意识，有的地方建好的项目也谈不上后期管理。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也使农村文化程度相对高的人才流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中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同时也可能使农村社会集体活动变得难以组织和开展，更严重的甚至可能影响基层民主建设。在保山市隆阳区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村里人选出他们认为有文化、有能力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的村主任时，此人却最终选择了外出打工，先搞好自己小家的经济。撇开此人究竟是否合适领导群众不谈，设想如果一个村庄的多数能人、精英最终都由于外出务工的高额工资性收入而选择出走，那这个社区不要说民主的发展，就是总体的经济发展可能都要慢上很多年，因为社区留守的家庭可能在发展步伐上将大大落后于外出务工的家庭。

3.劳动力转移后时代如何构建和谐农村社区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开始注意推进农村养老、医疗改革等工作的进程，然而相对于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依然严重滞后。对于没有转移的群体，他们不仅肩负起生产劳动任务，还要看管孩子、料理家务，劳息失衡，休养生息不够，致使这些家庭的和谐气氛差。而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其户口仍然在农村，而他们又居住在城市，他们似乎永远摆脱不了“农民工”的身份而成为城市居民，即使在户籍管理上已经得到承认，但心理上的认同仍然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可能产生滞留无业者，在正常渠道挣不到钱时铤而走险，违法乱纪；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者，以不合法的方式来讨回自己的公道；感叹于城乡收入差距悬殊者形成逆反心理，愤世嫉俗，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对于这个群体，是应该鼓励他们在城市立足，经历漫长等待成为大家认同的城市人，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回乡，带着新的知识与技能建设自己的家乡，这是一个问题。尤其要实现后者，怎样才能吸引他们返乡，要建一个怎样的和谐农村社区，这不仅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从美国开始蔓延的经济危机2008年下半年也开始延伸、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各大中小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减产、歇业甚至倒闭现象，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虽然仍有许多农村劳动力希望外出务工，但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返乡高峰提前到来，大量的外流劳动力很有可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社区停留。

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GDP连续几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这种高增长率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明显过热，造成了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物价水平上涨速度和幅度都加快和增大了。过去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呈无限供给状态，劳动力供给价格弹性非常小，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可当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后，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开始不断下降。此时，面对高涨的物价，劳动力在提供劳动时更多地要考虑工资待遇水平，较低的工资待遇使得市场的劳动力供求减少，或者劳动力转移，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纷纷回乡，出现“民工荒”。这时，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均衡发生了变动，需要在更高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下产生新的市场均衡，于是带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蔡窻认为，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在通过“刘易斯转折点”，即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需持平、劳动力紧缺转变。在这一阶段，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才能吸引到需要的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则工资必须上涨，相应的引起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时在农村还由于国家近来不断加大扶农、惠农政策力度，农业效益有所提高，加上猪肉等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村工价自然随之“水涨船高”。在目前农村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基本改变的情况下，农村工价的上涨将是一种中长期趋势。

（二）农村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客观现实提升了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社区逐渐开始变成大多数老人、妇女和小孩的留守家园，这样一来客观上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供应短缺，农村劳动力供需面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不再是供过于求，而是反过来成了供不应求，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特征逐步显现，尤其当大量农民离乡进城后，以前被忽视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逐步显现出来。与此同时，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取消农业税，完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新农村建设等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与实施，使得农村社区基本建设量急剧增大，造成农村用工量的增加。而诸多农村利好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家庭建设需求增大，再次造成农村用工量的增加。在社区建设和家庭建设的双重需求下，农村劳动力短缺的供求矛盾直接抬高了本地劳动力成本，带动工价上扬。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涌入城市的所谓剩余劳动力事实上并非所有都是真正的剩余，有可能在浩浩荡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军中，有一部分并非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流动人口主要是由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外出务工者的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拉动的。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以来许多土地荒芜和粮食产量波动的原因。简单地说，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有一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非真正的剩余，而是基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为了追求高收入的理性农业生产者。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分析

1.城市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显然成为拉动农村工价水平，刺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之一。2007年12月，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出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根据《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28号），从2008年1月1日起，昆明市所辖各区（东川区除外）和安宁市最低工资由原540元/月调整为680元/月；昆明市辖各县、东川区，各州、市政府所在地的市（县、区）、玉龙县及其他设市城市最低工资由原480元/月调整为610元/月；其他各县最低工资由原420元/月调整为520元/月。同时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计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包括按规定应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不包括支付给劳动者的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2.相对较高的劳动性报酬或工资性收入。农村人口的生产特点在于他们主要的生产是和食品有关的种植业，而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由于收入弹性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增加农产品的需求的刺激作用不大，而且，个别农户的增产固然可以增加该农户的收入，多数农户的同时增产，在农产品价格弹性低的特性下，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因此，单纯依靠农业种植增收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农村各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当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虽然有广泛的社会呼声要求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缩小这些差距，并且政府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调节各种收入差的目标，但是，反映市场供求的各种收入差，常常是导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重要信号，从而成为导引要素重组、推动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农民因此希望在城市可以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以及获得比在农村更有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在我省许多农村地区的调查也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三种，即在城里能挣更多的钱，种田赚不到钱和家里太穷了，只能去出卖劳动力赚钱。

3.技能性收益或人力资本收益。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务工，通过参加短期培训、岗位培训等途径，可以获得各种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这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后所获得的无形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一旦返乡，他们就可以利用所学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思想，在家乡发现商机、组织生产、开拓市场，从而带动广大农民致富。此外，对于拖家带口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最大的收益是使他们的下一代有了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能在城市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这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把孩子留在农村的打工者，他们的孩子也会在父辈的熏陶下不会甘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也会努力奋斗，争取早日进入到城市化的生活中去。这些都对农民家庭脱贫和改变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4.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品供给的不足。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是，对于农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来说，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可以用来创造收入的资产。尤其在我省来说，至今仍然有很多农村人口最为关心的是他们的一日三餐何以为继，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于是对政治问题他们通常冷漠，而且缺乏影响力，加上我国长期奉行国家工业化战略，政府的政策一般有很强的城市偏向性，公共资源的配置偏向城市而歧视乡村，农村与城市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上刚好相反，多数的农村人口占据少量的公共资源，而少数的城市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这同时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现象）。这也使我国农村的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都相当落后，即使在实施了义务教育和一系列减免政策后，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和受教育机会仍然远比城市差得多。这促使农村人口希望从城市获得更好的公共资源，而劳动力转移成为最好的实现途径。大姚县一名从农村进城务工多年的妇女就说，虽然她全家的户口都还在离县城70多公里外偏僻的村子里，但她已经不想再回去了，因为孩子如果要想接受更好的教育起码也要在县城读书，而且住在县城比大城市生活水平又低些，更重要的是看病就医更加方便了，起码县城的医生更专业些。

5.享受城市精神文明，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具有比较完善的物质生活设施、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高质量的教育、卫生条件等等。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扩展，那些率先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不仅口袋鼓了起来，而且带回了大量的信息，全新的思维方式，审美情操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农民进城便能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享受更高的文化教育，更齐全的现代化设施。同时，进城还能够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些较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目前都已成为农民进城所追求的生活目标。

四、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建议

随着农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将会进入一个较长期的上升通道，而国家对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进行调控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也将随之提高。尤其是随着国家对“低工资现象”的日益重视，一些保护劳动者的政策因素最后会转化到产品价格上来。农村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必然会影响产品价格，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冲击，也会导致经营者成本的增加，将给宏观经济调控造成一定压力；但工价提高也给劳动者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对拉动经济也能产生积极作用。然而，鉴于目前国家正处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时期，城市不可能大量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了缓解劳动力成本变化带来的压力，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而保证农民长效增收的大环境

从国家层面而言，应该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地位转换的背景下，为保证新一轮经济平稳增长，央行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二是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粮油播种面积。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且能源交通项目建设应适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投资权直接下放给企业，加强市场机制引导投资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调控企业投资方向。

同时，应该抓住机遇，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被誉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我国产业体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利润微薄。例如，中国目前的服装行业从棉花生产、纺纱、织布、印染到成衣，所有环节仅占全球产业链价值的17.5%，大部分价值都由外国品牌公司产生。劳动力成本提高，一些利润空间比较大的企业会直接以涨工资来应对；一些企业会用机器代替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减少用工数量；一些企业会采取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做强，以扩大规模来弥补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损失。对于人工成本占较大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迫使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是在中国国内进行梯度转移，将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也可能将投资和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如越南、印度等，甚至国内的一些企业也会这样做。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但订单价格并没有同步上升，这对企业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将促使部分企业逐步转变简单依靠低工资获得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减少同行业间的低价竞争，保护优质企业。另外，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性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只要政府和企业能够协力面对这种市场压力，那么，由用工短缺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的市场变动将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契机。

（二）发展云南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不断延伸产业链，促进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长期以来，受“农业即种植业”这一狭隘观念的影响，在广大农村，农业劳动力的投放偏重于种植业，林牧各副业和多种经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不仅限制了农业内部之间比例关系的调整，阻滞了农业内部的均衡发展，也势必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结合我省山高坡陡、气候多样、生态保护面积大，任务重、工业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不匹配以及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特点，发展特色农业、有机农业、文化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具有多种功能的后现代农业，不追求单一的传统农业产值，而是通过延伸产业链，生产具有特色的农、林副产品来增加经济收入，从而改变传统农业无法消化过多劳动力的缺点。

（三）进一步扩大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建设农民希望发展、愿意发展的新农村，消除劳动力异地转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一是重点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二是努力增加农村第一产业收入。要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促增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发展循环经济促增收；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农产品加工能力促增收；建立并推行“农业保险”制度，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保护粮食价格，合理确定土地补偿标准，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2.加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建设适宜人居的、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通过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遏制一些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逐步恢复成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一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政府公共支出力度，切实下大力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市场、通信、文化设施等，确保农民对市场、现代信息的可及性和及时性，从而既让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对接的通道，又确实能够为他们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便利。二是加大农民子女义务教育政府公共支出力度。三是加大定点医疗机构政府公共支出和医疗服务监管力度。四是大力支持农村新型物流基础建设。五是加强农村消费品价格监管，控制农民生产消费成本。

3.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务经济相关法规以及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政策。要加快建立和落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制度。制定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国家统筹可转移接续办法，让参保的外地农民工老了可以带回养老金。统一农民工参加城市养老保险和农村土地保障制度。统一农民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与城市大病医疗保险制度。落实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应出台农民工外出打工期间的土地转移耕种管理办法，避免土地撂荒。出台农民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集资管理办法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卫生与医疗条件等，还其公民待遇。

（四）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并加以科学引导和规范

第一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渠道，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集中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对企业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严格控制信息价格。第二，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第三，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为外出务工者提供法律制度上的支持与保护。第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第五，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减轻其心理压力。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