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众筹的主要风险

公益众筹与其他众筹模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参与公益众筹不需要项目方回报，这是由项目的社会公益慈善性质决定的。但是正是这一不求回报的特性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了公益众筹项目近年来一直为人诟病，公益众筹在国内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风险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罗一笑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2016年9月8日，深圳某杂志社主编罗尔5岁的女儿罗一笑查出白血病，罗尔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记录一家人与白血病“战斗”的历程。11月23日，罗一笑不幸被感染，病情转危，住进重症监护室。罗尔无法承担每天高昂的医疗费用，经过反复思考，他最终选择了网络筹款的方式，选择的方式是由刘侠风整合罗尔为罗一笑写的系列文章，在小铜人的公众号P2P观察里推送，读者每转发一次，小铜人给罗一笑1元钱，文章同时开设赞赏功能，赞赏金全部捐赠给罗一笑。后来文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发到朋友圈后，大家慷慨解囊，为罗一笑最初的医疗费提供援助，在短短几天内就有超过11万人打赏，募集到数百万善款。

不久，这一做法被指有炒作嫌疑。有知情人称，罗尔在东莞和深圳有三套房产。另外，有自称知情的医生说罗一笑的花费日均5000元左右，且社保基本已报销80%以上，总花费大约是20万元，扣除报销部分，自费大概3万余元即可。也就是说罗尔也许能自行承担医疗费用，孩子住院治疗的费用可能也非大家想象的高昂得无法承担。作为父母，孩子病重写出情深意长的动人文章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一旦利用公众的善心为自己实际可以支付的医疗费用买单，便涉嫌挑战社会公德和法律红线。

罗一笑事件也正好反映了公益众筹目前存在的风险和弊端。

受捐助方个人的家庭信息存在无法核实的问题。目前，来自官方的证明和数据是比较可信的，比如受助方提供低保证明、困难家庭证明等，但是很多时候受助方出具不了这些证明，也无法对外公开，这往往就给了当事人夸大信息事实的空间。

另外，社会组织之间信息也不对称，比如一些受助者会选择同时申请多个机构或慈善组织，但机构之间信息往往不互通。除此以外，社会组织跟民政部等主管部门之间信息也不互通，例如要核实低保身份，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行申报，社会组织数据库尚无法与民政部直接对接。针对这一点，有些机构已经开始探索做一些尝试，比如人口福利基金会已经在做建档绿卡大病数据导入的工作。

通过测算，政府救助资金主要用在购买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保（社会医疗保险），而用于直接救助的现金很少，平均每人每年1000多元，相对于儿童大病动辄几十万的花费来说是杯水车薪。

另外，整个社会组织行业规模不够，我国目前只有80余家慈善组织开展儿童大病救助，涉及项目160余个，覆盖了先心病、白血病、尿毒症等十几种医疗费用高昂的病种，每年支出医疗救助费用超过10亿元。然而，由于国内慈善组织开展医疗救助起步晚、规模有限，面临救助形式相对单一、救助额度和救助范围有限、与救助机制与国际合作平台缺乏交流和协同等多方面挑战。

目前资金救助比较常见，然而服务较少。心理疏导、外围服务、申请救助的流程指导、医疗社工的机构都很少，越是贫困家庭孩子信息接收越不全面，对救助资源越不了解。包括报销流程、卫生和民政部门的手续办理等都需要指导。

公益众筹成功后，受捐者会在短时间内得到一笔救助费用，然而项目一旦成功就相当于已经结款结项，捐助者就很难持续对受捐者进行资助，受捐者难以在后续的费用上得到帮助，导致公益众筹的持续性极差。受捐者往往只能缓解当前的困境而不能得到持续帮助。

目前还存在一种现象，即人们对于大病救助的众筹项目不再像以前一样反响热烈，而是出现一种疲软的态势，一个重症患者的众筹已资助金额可能远远达不到预期的要求，患者得不到资助费用进行日常治疗。相反，对于一些有关动物的公益众筹项目捐助者会有出人意料的慷慨，有时候一个项目能筹到几十万的金额。公益众筹行业和相关平台缺乏类似于资助优先等级的评定作为客观引导，完全由市场自由选择公益众筹的捐助方向，众筹资源其实并没有实现十分合理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