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大众媒体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途径都是间接的，大众媒体并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从外围影响决策层。所以尽管大众媒体参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途径多种多样，但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最终决策，这种影响的效果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通常来说，大众媒体的参与能够使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使不同社会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和辩论，但大众媒体的主流意见最终能否反映到政策上，仍然要取决于决策核心层（总统、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的立场。
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是大众媒体积极作用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决策过程，并最终产生积极政策效果的经典案例。
2000年，就在美国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进行投票表决前夕，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对中美PNTR法案的辩论，美国媒体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次辩论的主角。《纽约时报》从2000年5月23日至26日，每天的头版头条都是有关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并且连续发了20多篇各类报道。和以往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中以负面报道居多的情况不同，在此问题上，美国媒体开始“帮中国说话”，这从一个侧面暗示，支持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力量十分强大。《华尔街日报》7月26日在题为“对华出口预计会增长”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正常贸易不是美国对中国的单方施惠，而是双方的互利合作，也是美国为贯彻中美世贸协议所必要的国内正常法律程序。有限电视新闻网5月份连续报道克林顿在白宫、中西部州、国会山的讲演和奔走游说。至5月21日，总统共举办了16次记者招待会，通过媒体大声疾呼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政府官员也是频繁活动，有限电视新闻网5月11日和18日播出了国防部长科恩和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支持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讲话，5月9日更是对历届总统和高级官员在白宫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集会进行了直播。
除了媒体和政府的积极互动外，舆论精英们也没闲着。据报道，美企业界花费了1 375万美元在电视台和报刊打广告，制造声势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美的“美中商业贸易联盟”也投入150万美元在媒体做广告。微软公司从5月20日起，连续一周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5家主流报刊做整版广告，比尔·盖茨5月23日还在《华盛顿邮报》亲自撰文，表示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虽然是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但显然，支持的声音占据了媒体的主流，媒体通过这种信息传递有倾向性的引导，给那些有投票权的议员施加压力。无论是克林顿总统本人，还是政府官员、舆论精英，他们都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传递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媒体对最终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国会获得压倒性票数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并不是大众媒体的参与最终都能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有时候，大众媒体的多数意见并不能撼动决策方向。奥巴马政府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Buy America）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2009年1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总额为8 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新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支持，所使用的钢铁产品都必须是美国生产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一出笼，立即招来巨大争议，许多主流媒体纷纷刊文，指出此举有贸易保护主义之嫌。《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经济刺激方案正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复活的工具。美国达特茅斯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世界贸易濒临崩溃，美国进口正在以两位数骤减，世界经济最怕的是对贸易落井下石，但不幸的是，这可能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保护主义浪潮膨胀》的文章分析说，一股保护主义浪潮正在全世界膨胀。《纽约时报》在名为“辩论室”（Room for Debate）的博客栏目里刊登了一组文章，就“购买美国货”条款展开辩论，国际贸易领域著名的经济学家赫夫保尔（Gary Clyde Hufbauer）和克鲁格（Anne Kreuger）就指出，此举耗费的额外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面对来自舆论的诸多质疑和担忧，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本人并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许是受到来自媒体的压力，该条款在付诸参议院表决时进行了修改，最终条款要求美国尊重其贸易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加拿大、欧盟、日本及其他少数贸易伙伴的限制。尽管作了上述修改，但“购买美国货”条款最终仍然得以在参议院放行，并最终由总统签署生效。大众媒体的力量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该条款的命运，来自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才是该条款真正的“裁判”。
上述两个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说明，在这个越来越依赖大众媒体传播和交流信息的今天，大众媒体能够对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大众媒体的立场恰巧跟决策者一致，那么大众媒体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就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如果大众媒体的立场跟决策者有出入，那么大众媒体对最终的决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力会显得比较弱。媒体的权力不可能凌驾于总统、国会、政府部门之上，大众媒体究竟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大众媒体和核心决策层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大众媒体因为执掌着整个社会的话语权而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没有大众媒体参与的政治决策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大众媒体才有了“第四种权力”的说法，新闻记者也被冠以“无冕之王”之称。大众媒体的力量固然需要肯定和重视，但也必须承认，这“第四种权力”跟前三种权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大众媒体不是决策的核心，不能直接参与决策，其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也是间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决策中大众媒体的作用是有限的。
大众媒体能够在决策的外围进行多途径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与媒体的报道力度有关。媒体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有时报道的影响力甚至会大大超出报道者本身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决策中媒体的作用又是无限的，这里的无限性更多是从不可估量的角度而言的。
大众媒体对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决策的作用，既不能高估，也不能轻视。大众媒体是我们洞察和理解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有效窗口。
注释
1．顾耀铭主编：《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2．美国发行量审计局截至2002年3月31日半年内美国主要报纸的发行量统计，据新华社报道。
3．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耶鲁法学院150周年纪念大会中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原来的三个部门。”
4．参见罗杰·希尔斯曼等：《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二、三、四篇（第8—17章）中相关论述。
5．Howard J Wiarda，Foreign Policy Without Illusion：How Foreign Policy-making Works and Fails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Scott，1990，pp．38—39．
6．Doris A Graber，“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93，p．362．
7．James Dull，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Jersey：Prentice-Hall，1985，p．125．
8．沈国麟：《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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