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提供了制度环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经济基础薄弱、物质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又有集中社会一切资源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冲动。而要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人认为选择传统计划体制的国家经济制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虽然这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在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20]基于当时的现实和目标，国家一方面采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通过神圣化意识形态对居民进行思想的深层改造来鼓励人们积极劳动，减少消费。为此，国家采取了压低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做法，如执行城乡分治，对农产品实行低价统购统销和对城镇职工实行低工资等。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不仅造成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和城乡居民差距的拉大，而且使整个国民的消费需求处于一种长期受压抑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消费品从短缺进入丰盛甚至过剩，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新世纪以来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的现实需求。有研究人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个“五年计划”文本的分析，概述了中国消费政策变化的内在理路。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失误、挫折，这个阶段的消费特点是抑制消费、鼓励积累。第六个五年计划和第七个五年计划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导下，使社会主义建设进入翻天覆地的变化阶段，消费政策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开始注重全面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是改革开放日趋深入，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全新局面的阶段。这个阶段把消费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消费政策。^[21]

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及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形塑和居民消费政策、消费文化的形塑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采取压抑消费的措施，甚至将追求个人私利和享受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到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了合法性资源的危机当中，为了化解国家的合法性资源危机，当时的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国家合法性资源缺失、神圣化激励失效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就只能靠物质激励。而伴随这种世俗化举措而来的是居民思想的世俗化转型，再加上国家不再对社会实行全方位控制，人们的消费成为自主的事情，消费开始摆脱抑制。国家从抑制消费（改革开放前）到提倡适当消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再到采取政策来鼓励消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不但意味着消费的合法性得到恢复，而且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消费从合法性逻辑，逐步转入合理性和工具性逻辑。正是这种制度背景，催生了中国城市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换句话说，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是嵌入在某种制度背景中的。”^[22]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制定刺激消费、启动内需政策以来，如何更快地刺激人们的消费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便成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主义是国家让渡的后果，是国家用其经济让渡换取居民政治让渡的产物，也是国家出于经济主义目标而借助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欲望加以刺激的结果。”“消费主义不但是国家奉行的经济主义政策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世俗化的必然结果。”^[23]因此，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从制度和文化上实现从抑制消费到放开抑制的转变，没有这种转变，消费主义将缺乏必要的制度环境。在这些制度和文化的调整中，既有领导人在消费问题上高调主张将高消费政策作为发展经济的“大方向”所带来的政策推动，也有来自政府权力部门自觉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淡化安排带来的巨大思想和政治影响。制度、文化和政策层面上的一系列主动变革拆除了限制消费主义发展的思想樊篱，使其获得在中国孕育和发展的便利的制度与政策条件。换言之，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兴起是国家的某种制度安排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消费制度环境的转变，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难以形成，消费主义也可能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