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文所述,科斯理论贯通了组织模式和市场机制。组织孕育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类群体生产与生活的一种形式。由于市场经济及该时期经济文化的特征,作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眼下的组织,就成为市场契约的一种替代物。
前文所述,科斯理论贯通了组织模式和市场机制。按照交易成本理论,企业成为通过管理来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企业组织是一种协调机制,是对另一种协调机制——市场契约的替代。企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模式使组织主体“以一种可以说明的有序方式”来完成其固定的工作,从而保证企业组织目标的实现。研究组织及其生产和效率就必须关注人与人性特征。人性具有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特征,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主体在参与交易时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交易活动又增加了额外的费用,正是节省交易费用的动力形成了现实中的组织结构。在工业化早期相对较为简单的条件下产生的层级组织结构,实际就是一种行政制度或官僚制度。通过一层一层的行政隶属关系,遵照行政命令来完成企业内部交易,在分工细密化的情况下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突破个人有限理性。其运作过程具有准确性、坚定性、严格性和可靠性的优势,曾推动钢铁、化工和汽车工业初期的快速增长[1]。
组织孕育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类群体生产与生活的一种形式。人类从诞生起就经历了原始部落、国家与家族、现代企业等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组织形式。从哲学层面看,组织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反映,它既是社会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一种自然选择,又反作用于该时期的社会文化,组织和文化是一对互动作用的矛盾体。由于市场经济及该时期经济文化的特征,作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眼下的组织,就成为市场契约的一种替代物。组织的形式多样,大小相差甚远,大至联合国、国家和一些世界组织,小至企业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工作小组,本书的研究重点定位为企业组织,本章主要从社会文化环境和中国传统文化两个角度研究文化对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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