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较高速持续增长的条件潜力与发展方略分析

7．2．1中国经济具备较高速持续增长的条件与潜力

1．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与产业升级要求

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发展的讨论大多都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变化^[1]，尤其是人口结构或劳动力要素结构变化、“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人口增速逐渐减缓、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张来明、李建伟(2015)［240］预计，2017年前我国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但从2018年开始将供不应求且缺口不断扩大。

在人口低增长情况下，未来的x增长就必须更多地体现在“质”的方面，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全球N约束依然较紧，至少在一定时期外需难有更大净贡献，故只能主要靠内需。于是，这时积累耗散规律的作用便主要体现为内部均衡要求，那么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构就必须实现新的协调，从而保证消费耗散与供给能力(资本积累)动态匹配。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因为“刘易斯拐点”到来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议价力，从宏观经济运行看，也要求劳动收入、薪酬水平有较快、合理的增长。于是，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成为产业经济不能回避的现实挑战。相应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面临着质的变迁要求，核心就是产业升级要求。

这种变迁趋向，尤其给一些低端产业带来极大压力。从经济生态学角度看，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低端产业本质上是经济生态链上的“被掠食种群”。据王金照、王金石(2012)［246］计算，2007年，美、中等6国工业增加值率为44．85%到20．07%，差距很大;而扣掉劳动者报酬占比，各国政府和企业获得的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份额比较接近;4个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6%至8．3%，中国、印度却只有4．3%和3．7%。可见，“刘易斯拐点”到来前，低端产业主要是劳动者被掠，资本仍有一般收益水平。一方面这会造成贫富分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后发国家完成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后发国家要利用好这个阶段，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这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条件基础。当“刘易斯拐点”到来，逐渐失去原有比较优势，产业升级才能生存(或向更落后地区二次转移延续比较优势)。拉美等国由于奉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实行机会主义政策，未能实现必要的资本与技术积累，从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增长停滞。至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则是把表象当本质、结果当原因的逻辑颠倒，只能反映拉美等国的发展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其本身并非规律。

2．中国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与能力

中国较好地完成了必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为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史正富估算^[2]，每年过剩储蓄达GDP的15%左右，按目前GDP规模约60万亿计就是9万亿/年，即使扣除境外购买仍是天文数字;中国不仅资本充足，反而为过剩储蓄找到投资机会还是个问题。中国前30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与工业体系，近30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陈平，2012［230］，2015［247］)。不过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总体仍处于中低端，如制造业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高组装和原料加工代工组装等环节相对薄弱。但不存在“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有些需厚积薄发，有些则可能通过产业、市场和品牌的整合建构，较快实现跨越。中国产业的全覆盖性国民经济体系，可为关联产业群发展、形成多重经济发动机组合等提供支撑(曹和平、李维、唐丽莎，2015)［244］，也能为产业升级提供范围经济、产业集群支持。并且，近年来我国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0．1个百分点，2015年达到2．2%;预计2020年该比例会超过2．5%，把许多发达国家甩在后边;而且企业的研发支出已超过政府的研发支出，市场力量发展迅速。据《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2013年中国创新指数为152．8 (以2005年为100)，比上年增长3．1%，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创新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创新产出能力不断提高，创新成效显著增强。

但一些经济学者认为我国技术进步乏力，主要是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度量。其主要方法是索罗残差法，以经济增长扣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长贡献后的余量，来度量技术进步。由于实际计算中很难精确度量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索罗残差未必反映真实的技术进步率——对闲置设备和人员理应准确估计并剔除，但目前做不到这点——于是资本和劳动力贡献被夸大，技术进步贡献被缩小。这种误差，在经济下行、存在大量过剩产能时愈加放大。类似道理，在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阶段，形成的“产能”在一定时期内未必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一些公共设施的功用不直接体现在经济核算中，都类似“闲置”状态，TFP相应被低估。正因为此，张勇、古明明(2015)［239］估算的TFP从1998年以来长期为负值。那么，对各国相似发展阶段的情况作横向比对，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唐毅南(2014)［248］基于比对中、美等国相似阶段有关指标，得出中国经济是高质量增长的结论，认为中国TFP是快速增长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完全具备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和能力。

3．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当然我国总体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结构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情况，都需要改进提高。另一方面，这些相对落后领域和发展不平衡问题等，又意味着相应后发优势和NH空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然很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给出解读(任保平、宋文月，2015［241］;史正富，2013［215］;林毅夫，2012［216］)，这里不再赘述。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仅NH空间仍然大，而且在促进NH发展上也有自身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Tmac涌现在偶然中有必然性，在越大范围和时空跨度上必然性越显著，结合统一增长论的观点(Galor，2000，2005)［53-54］可知，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和总体较高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其在Tmac发展上的独到优势^[3]，而这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没有太大关系。陈平(2010)［18］还认为，由于提倡教育的传统深入人心，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了科技进步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常规。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面有先发优势，更利于克服一些立场观念束缚、破除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更有可能在So范畴(如平等性)取得某些突破，从而提升NH或N。综上可见，中国经济有着巨大增长潜力，实现较高速持续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7．2．2中国经济实现较高速持续增长的基本方略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必须立足于历史方向和全球大局。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而且一些范畴呈现出历史性变迁态势: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刘易斯拐点到来而且出现老龄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深层次问题亟需解决;恰逢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N紧约束，也带来力量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生态和秩序结构正处于重构过程之中。这些复杂态势意味着，不仅国内正发生着深刻变迁，而且国际生存空间争夺加剧。讨论新常态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方略，必须综合考虑这一系列情况。

1．经济驱动方式与经济转型路径

对于如何适应新常态，不少学者论及以下观点:一是宏观调控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为主，二是经济驱动方式应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为主，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经济转型。这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可能还需进一步厘清这些转变的性质、实现条件等问题。

(1)宏观调控与驱动方式:投资驱动仍然重要

供给管理的成效往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需求管理在应对短期问题上更及时，增加投资就是其重要方式——若使用不当或过度会造成经济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但这只表明必须加强投资质量和度的把握，而并不意味着就应成为辅助性范畴。尤其在N紧约束的经济下行阶段，市场力量难以找到符合其要求的投资机会，供给管理的调控较难激发出相应增长——一些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虽利于其维系运行，但未必能使其更多进行投资，N紧约束状态便可能持续。近年不断出台支持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持续下滑。这似乎表明，宏观调控应该更为辩证地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有机结合。其实，注重结构性问题是二者共性要求，而投资作用于供需两端，是较好实现这种结合的方式。

从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同样重要，它不仅带来市场需求，也是推广、布局先进生产力和淘汰低水平生产力的手段。潜在NH变成现实N的过程，就是产业量质双增的过程，N增长必须依托相应的投资增长。对于后发国家，大多产业还无力支撑过高工资水平，也就很难有更高消费能力;过早或过度强调消费驱动，要么拉美化，要么变成信用支撑的消费主义——这正是西方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消费驱动是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只能随着产业发展、生产率提升和工资水平提高而逐步实现，对此不可盲目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如有足够NH空间，有效、合理的投资增长就是做大N的过程。尤其基础设施是经济系统的支撑性“机体”，只有在其不断发展增长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即N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的较快增长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要注意投资的展开节奏，时间过于集中则可能造成经济过热、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又由于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到转型升级阶段后很难继续高速增长，投资驱动的力度和节奏必须相应调适。

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劳动收入较快速地合理增长，这既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为产业升级提供合格劳动力的需要，也是保证总供求均衡的需要，积累耗散规律决定必须要有相称的消费能力和规模。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贡献占比要相应上升。政府在此方面应积极作为，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收入分配结构等领域。

(2)转型路径与产业政策:夯实基础稳步推进

经济转型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演化结果，本质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分工深化，与产业升级、收入提升进程密切关联。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个劳动者可生产出更多产品，劳动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相应增长;但每个人的物质产品消费需求总有其限度，便通过深化社会劳动分工，使更多其他劳动者去从事精神文化类消费产品生产和其他服务;人们的消费结构相应升级，以保证各自劳动的“价值社会实现”。这是典型的差异化生存形式，从而经济系统的N增长。由于物质产品生产是基础性的，经济增值过程也主要依托实体产业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是上述社会劳动分工深化的前提。也就是说，发达的第三产业要以发达的一、二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应是产业升级派生的结构变迁结果。如果缺少产业升级支撑，第三产业比重高就可能是低端消费服务业畸形发展，如拉美等国的情况。中国经济新常态正是转型升级期，第三产业增加值2012年开始略高于第二产业，发展步调与产业升级进程基本协调。要以拉美等国情形为鉴，不能简单参照发达国家而过度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否则可能违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甚至变成“去工业化”。

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又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伴相生，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链接和支撑经济系统产业生态链网，决定着物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范畴的运行效率，其水平提升可带来产业链网组元更高效互动并降低相关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综合效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系统产业升级的必有构成，属于T进步范畴和N增长的重要内容。此外，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情况，需加强养老、健康、医疗服务等等消费性服务产业发展，扩大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新常态下的产业政策必须符合转型升级期的发展要求，要以大力推进第一、二产业升级，以及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一些社会亟需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重点。产业政策曾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但本轮危机使其看法有了较大改变，被认为可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的法宝(张晓晶，2015)［245］。如欧盟2012年发布的“新工业政策”指出必须确立工业的核心地位，计划到2020年将工业的GDP占比从目前的16%增至20%。我国工农业相对落后，更需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工业产业升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须同步推进，夯实发展基础。产业政策手段要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应扶植政策、市场规制与其他政策制度相结合。对农业、高新产业、养老服务业等应更多扶植，而有些生产性服务业因有一定垄断性反而需加强规制，倒逼其发展，有些领域又应充分放开或扶持，对落后和过剩产业则要约束。当然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代谢竞争过程来实现变迁。

2．经济实现较高较持续增长的问题关键与战略举措

(1)破解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是问题关键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解决一系列复杂联系的问题，只有抓住问题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方能事半功倍。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比较优势弱化，后发优势空间相对萎缩，开发NH难度加大，面对转型升级要求;全球N紧约束，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存在不稳定因素;许多长期累积的问题与风险因素需解决，有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社会承受韧性已较脆弱。在经济生态学看来，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是这些挑战的共性指向。转型升级是劳动分工的深化过程，亚当·斯密揭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转型升级离不开市场支撑。如我国建筑机械设备制造能力发展很快，就与多年来的大规模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存在市场不是产业升级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全球N紧约束本就体现在市场层面。至于一些累积问题和风险因素，也要靠发展来解决。例如，收入分配较均衡的国家大都在初次分配环节已体现，故降低贫富分化需提高劳动收入，这又只有实现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企业才能承受;又如去杠杆率、去“荷兰病”等，都需在发展中逐步消化。中国有NH空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当前总需求相对不足，即市场层面的N紧约束抑制了N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方式，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实现N代谢增长是长期主题，但先要破解市场层面N紧约束这个瓶颈，这是实现持续增长与经济均衡的共性要求。这是个综合应对的做大N的过程，方式上包括“增量开拓”和“革新拓展”，空间上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市场层面N紧约束本质是So范畴问题，从而可通过制度或安排的创新改进来破解，此即革新拓展，实质是社会技术进步引致N跃变。具体实践举措，有可能既是增量开拓也是革新拓展。

(2)增量开拓与革新拓展结合、国际国内并举的发展战略

增量开拓范畴已有许多好的做法或提议。国际层面主要是“一带一路”等外向经济战略。林毅夫(2012)［216］认为可利用中国大量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产能。国内层面主要是利用各种结构不平衡和差距来挖潜。陈平(2015)［247］认为，应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不合理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史正富(2013)［215］认为可把开发大西北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此环节已属革新拓展)来引导国内长期投资。我们认为国际国内是联动的，在地理经济学意义上“一带一路”使中西部也成为了对外前沿，从而有利于中西部经济崛起、整体国土改造等等。

革新拓展范畴，首先体现在体制层面。本书图4-2已证明，其他条件相同时，So越平等N越大。也就是说，可通过提升So平等程度来做大N，第一类革新拓展便是这种“内涵式N增长”。理论上公有制更符合该要求，当然还包括缩小区域、城乡等差别，改革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但经济制度是根本范畴;为克服传统公有产权形式的不足，积极推进劳动股权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发展，超越劳资对立，优化企业治理。第二类革新拓展是一些安排上的创新突破，但未必关涉So平等性。如史正富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超越国有、私有界限(史正富，2013)［215］，既充实了长期投资生态资产、战略性资源的资金来源，降低财政压力，又为过剩储蓄找到出路，给市场注入一种新的“超常购买力”，从而放松市场层面N约束;PPP项目有类似特征。国内层面的革新拓展，主要是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完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核心。

国际层面的革新拓展，主要是增进国际So平等性从而做大全球N，并在代谢竞争中实现自身发展。首先，外向经济战略不仅是开辟国外市场，也应是改进国际So平等性的过程。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垄断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控制权而掌握市场力量，攫取穷国剩余价值甚至金融掠夺，造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也影响到全球N。中国要以此为戒，真诚践行互利合作原则，德不孤，必有邻，这是经济外交成功的保证。其次，由于大国溢出效应，国内转型升级和外向经济战略等，都会转化成全球的代谢增长与代谢竞争。中国体量决定其转型升级就是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重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也会带来国际经济关系和秩序结构变化。这些变迁符合全球经济发展需要，但未必符合“掠食种群”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从而也就是生存空间的代谢增长与竞争过程。国际代谢竞争的博弈可能加剧，风险上升甚至可能出现安全挑战，必须加强防范。经济领域尤其要注意金融安全，资本项目开放、金融衍生品发展等要谨慎。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和必要的，但本质上这是一国信用的全球认可过程，未必靠某种“高标准”形式化认定，后者往往为资本投机甚至金融掠夺开方便之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只要做好自我、正确应对就完全可以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