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业务培训分类

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以来，实施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开展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主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企业总体感觉投资便利度明显提升，特别是在企业设立、外商投资、对外投资、跨境资金流动等环节，流程更加简化、操作更加透明，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但同时，开放措施落地过程中仍面临不少障碍。目前，自贸试验区54项扩大开放措施中共有25项有项目落地，仍有29项无项目落地，其中6项为第一批、23项为第二批。调研中受访企业普遍认可以负面清单方式推进对外开放，并认为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备案管理大大简化了投资流程、促进了投资便利化。

1.市场准入但业务准入未放开

在部分服务业及新兴行业开放过程中，由于沿用原有的行业审批管理方式，市场准入开放后业务准入环节限制仍较多，加之部门之间政策联动不够、后续配套措施未跟上、中央事权下放不完整等原因，导致开放政策成效并未显现。

（1）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前置许可妨碍政策落地。

第一批23项扩大开放措施第21、22项明确，“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随即2013年11月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工商局制定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合作经营性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政策突破了原来培训机构只能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限定，在自贸试验区内可以注册为企业法人并开展经营性业务。据企业反映，申请设立机构时仍受到各种条件约束，导致目前自贸试验区内尚未成立任何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一是新兴业务管理归属不清晰。新中澳（上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反映，在自贸试验区内申请设立机构时，需要先到主管部门申请报批，但企业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培训”这一新兴业务，既不属于公安机关审批的保安培训机构，也不属于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审批的保安员、保卫师等从业资格培训，业务主管部门不明确，导致企业报批材料在部门间辗转，而无法解决。二是办学场地面积设置门槛过高。《暂行办法》规定“设立合作培训机构，应当有与培训项目相适应的公司住所（即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在实际认定过程中要求必须有300平方米的培训场地。尽管这一标准相比原先国家有关部门要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 000平方米场地的规定已经明显放宽，但企业仍然感到门槛过高，自贸区地理位置较远、场地难找、成本较高。据新中澳反映，职业技能培训的特点是实训和操作，企业可以通过与职校、工厂等社会资源合作的方式解决场地问题，再加上目前涌现出大量网络远程教育方式，培训机构自身已无需大面积固定教学场所，场地面积这一硬性条件实际成为开放措施落地的“硬阻碍”。

（2）出境游：业务审批仍需上报国家旅游局。

第一批23项扩大开放措施第13项明确：“允许在试验区内注册的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但实际上，国家严格控制出境旅游业务试点。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商务部2010年联合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旅行社试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监管暂行办法》，申请试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应向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本市并无审批权限。据了解，目前自贸试验区内只有地中海邮轮旅行社、上海佳途国际旅行社、兴乐东岳国际旅行社等3家中外合资旅行社完成工商登记，其中仅有地中海邮轮旅行社1家的出境游申请得到国家旅游局批准。值得关注的是，出境游这一国家政策发布在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措施之前，开放措施面临与国家政策的冲突。

2.部分行业大门开了小门没开

（1）增值电信业务：云计算市场限制外资企业进入。

第一批23项扩大开放措施中明确，“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的部分增值电信业务”。但根据国家工信部意见，增值电信业务原则上根据WTO协议中的入世承诺，只开放“互联网信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呼叫中心”三大类，其他业务暂不开放。以“云计算”业务为例，云计算的概念十分广泛，包括电子商务、呼叫中心、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业务，目前主要根据《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对不同类别业务进行管理。其中，由于IDC业务需要企业自行建立云主机系统，出于安全性考虑，国家对企业开展IDC业务要进行合规性测评，由“可信云服务工作组”开展“可信云服务认证”，目前已经通过了四批、几十家云服务商的上百项云服务获得认证，但都为国内企业，纯外资企业很难获得认证。同时，企业反映，增值电信领域对外资控股严格限制，2015版负面清单明确规定，“增值电信业务（电子商务除外）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资企业对此行业扩大开放的呼声非常强烈。

（2）评级业务：价值链高端环节未开放。

第一批23项扩大开放措施第12项明确，“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但2015版负面清单第85项规定“评级服务属于限制类”。对此，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知名评级公司认为，根据国际通行惯例，资信调查与评级业务相伴而生，分别位于产业链的两端，资信调查是基础，价值实现在评级业务。信用评级业务具体可分为四类：企业信用评级、证券信用评级、项目信用评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出于对主权信用评级安全的考虑，我国对评级业务全面限制。实际上，即使国内不开放评级业务，评级公司拿到资信调查数据后，仍然可以在境外发布对我国的相关评级；并且除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之外的三类评级属于商业评级，应当可以对外资开放。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导致一条产业链开了前端不开后端，开放措施含金量较低，因此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