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中指出了新古典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的重要特点，就是在给定各种背景条件的情况下，研究经济的运行过程和经济变量的决定；在它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这些背景条件或是给定不变的，或者只是“外生地”发生变化，其变化原因则不在理论体系之内构成研究对象。并且这些背景条件之间，它们的变化之间，也不存在内在联系和相互决定的关系。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将经济分析的视野置于更广阔的领域之中。在这个体系中，技术进步、制度关系等，也是内生变量，并且在它们之间也具有某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函数关系；而经济运行的各种变量，如价值、价格、剩余价值、利润率等，则构成这种背景变量相互作用的中介。举例来说，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从某一特定时点的条件出发，一方面，剩余价值最大化动机，各资本之间的竞争程度，工人阶级对于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的反抗程度等这些体系内的因素，决定着资本家的技术创新欲望强度，从而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率（当然，作为经济学，我们必须假定自然科学的状态和发展速度是给定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不否定经济状况对技术进步的要求，是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一点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所肯定，也被科学特别是技术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性质和速度，决定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和剩余价值率提高的程度，决定着利润率下降的速度和资本更新改造的速率，从而决定着工人阶级面临的失业威胁的强度，决定着社会生产的平衡状况和社会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劳资矛盾的加剧，在危机中资本之间垄断竞争的加剧，又进一步构成技术进步的新动机，等等。总之，即使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分析中，被其他理论体系假定为外生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都作为内生变量出现。
其他一些被新古典主义视为外生的背景条件的基本经济因素，也有类似的性质。
消费偏好：尽管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历史和习惯给定的，从而视工人阶级的消费偏好为一定，但在这个体系中，社会总的消费偏好却是由资本家阶级偏好的可变性所决定的，从而也是可变的。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倾向（亦即储蓄或积累倾向），则是由技术进步、竞争程度、剩余价值率水平等因素内在地决定的；消费服从于积累的需要，因而由决定资本积累的一切因素所决定，消费“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为资本的交际费用”（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第651页）。
财富的分配：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创新”与超额利润、资本的竞争与集中等因素被引入分析，资本权力在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自然成为动态变量；另一方面，另一种“财富”或“禀赋”（endowment）即劳动（按马克思的说法，工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见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第191页），也是内生变量。劳动力作为工人的财产，本身的大小是由经济体系的状况所决定的——工人的劳动能力究竟有多少实际地成为他的财产，取决于现有资本的构成和大小，取决于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的需要，因为“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劳动能力……不能卖出去，就等于零”（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第196—197页；后一句是马克思引用西斯蒙第的话）。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于，它将劳动力的价值视为由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给定的常数，这样，劳动能够实现为工人的财富数量就成了要由经济体系所决定的变量。新古典主义则相反，它将劳动的赋予视为常量，而其价格是要由经济体系决定的变量。
人口：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所拥有的总劳动人口，并不是由生物学或抽象的人口规律所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口（特别在马克思所重点考察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它还取决于各种经济因素：技术进步和劳资矛盾，会使得妇女、儿童等原来的非劳动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机器产品占领市场，使得原来社会中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口，转化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口[6]；等等（参见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4节）。
预期：马克思当初没有很多关于信息和预期的分析，而是一般地假定资本家只是根据目前的各种经济状况作出直接的反应，因而预期自然成为经济运动的内生变量。这当然是一种粗糙的理论，但它包含着真理的因素。现代一些预期理论事实上也正是将预期以某种方式处理为内生变量加以分析的，如当代的理性预期理论。
总之，在新古典主义体系中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各种背景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都作为内生变量存在——它把说明这些经济运行机制赖以存在并决定着各种运行变量（如价格、利润率、供求量等）取值的更为基本的经济因素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置于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与新古典主义的封闭的体系相比，马克思主义可称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经济因素，在这个理论结构中都作为内生变量存在，没有只作为前提假定存在的不变的限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相比之下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结构，它可以包容其他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同时又为其他理论所没有研究或无法研究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特点，在本书后面研究“理论综合”问题时，将成为对基本理论结构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
当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结构，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或能够解决全部经济问题，更不意味着在所有理论环节上都已做到了严谨、规范。一个开放的体系，容量固然较大，但也正因其容量大，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往往也难于同时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迄今也只是对它提出的理论结构内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经济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而在其他方面，它事实上只是提出了问题，指出了问题的性质及其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没有为这些方面的理论作出多大的贡献，比如有关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关系的理论，关于事前决策与事后效果关系的理论，等等。要发挥其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的优越性，恰恰需要对它进行发展和扩充，一方面是在自身基础上进一步将分析深化、规范化、数量化，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地吸收其他各种理论已有的成果，从而在各方面更加全面地说明经济现实。
【注释】
[1]对“私人”这个概念，应作广义的理解；它指的是相对于公有而言的所有权的排他性；两个集体之间的交换也是一种“私人”交换。
[2]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至今最缺乏的正是关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这至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论的。
[3]必须指出，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个别观点的不完善是有关系的。例如，马克思把资本的积累和绝对贫困的积累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规律主要是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的状况相联系的。
[4]马克思，1980：《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第49页。
[5]现代新古典主义包含了某些对技术条件与市场类型的关系的分析，比如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的性质与市场的竞争程度（垄断程度）的关系，还分析了某些制度因素的引入（固定价格等），导致技术选择的变化。但显然，在这些分析中，技术的性质并不与社会基本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等）相联系。
[6]这一点现在都被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差别：凯恩斯主义视人口增长率为一定，资本积累仅决定失业率；马克思主义则一方面肯定资本积累在决定总人口的划分和产业后备军大小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还指出了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不断地重新创造出适应自己需要的劳动人口数量（Marglin，1984：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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