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成的方式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形成的直接途径来自于储蓄，但储蓄只是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还需要采用一定的机制或手段把储蓄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资本。这部分内容探讨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主要方式。

(一)农业剩余与资本形成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化初期，如果没有外资可利用，又不能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换取资本品的进口，那么农业剩余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初始资本的主要来源。在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物质资本的方式上，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用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扩大资本积累

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也有许多公开的或隐蔽性失业，这些多余的劳动力对生产没有多少贡献(其边际生产力为零)，却仍然需要消费。所以，如果将闲置的劳动力动员起来，从事那些不需要多少资本的生产性活动，如建筑、修路、农田水利建设等工作，便可直接增加资本形成，同时生产量并不会因此减少。而且，支付给这些人员的工资，将被他们主要用于购买粮食等食物，这又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增加储蓄。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在业工人将构成一个强大的竞争压力，从而使得工业企业可以维持工人的低工资，以增加利润，扩大资本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就是利用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扩大其出口市场，换取巨额外汇，为国内工业化进口了大量的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也是这样的道路。

2.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

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压低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并抬高农用生产资料(农药、化肥、机械等)及其他工业品的价格，通过与农民的不等价交换(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农业剩余强制性地转移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看不见的税收，它比直接征税所遇到的阻力要小，所以为政府所偏好。在前苏联和1978年前的中国，这种隐蔽的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是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最主要来源。与这种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相配套，国家在农业生产的组织制度上实行集体化(在前苏联是集体农庄，在我国是人民公社);在农产品流通体制上实行“统购统销”，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工业化战略上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方式可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聚集巨额资金，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种方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业的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越健全，就越可以帮助一国加快资本形成，改善资源的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越落后，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就越严，从而会极大地抑制其经济发展。

发达的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或“引致增长效应”(Growth-Inducing Effect)是通过两个方面产生的:一是金融系统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的总水平。因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越多，金融服务越是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烈，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从而社会资金积累的速度就越快。二是金融系统通过资本运用可提高投资的效率或边际收益。因为竞争会保证资金首先流向投资风险小、回收期短、营利水平高的产业与地区。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浅化”(Financial Shallowing)或“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现象。^[3]主要表现在:政府为了刺激投资，利用行政力量人为地将利率规定在远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水平，而且在通货膨胀时期，实际利率不断下降甚至变为负值。过低的或负实际利率，一方面助长了对实物资产的追逐，从而抑制了储蓄的增加和人们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导致金融系统相对于非金融系统的实际增长率和实际规模下降，最终使可投资资金减少;另一方面则刺激了不适当的投资需求，使那些边际收益率很低的投资项目变得有利可图，而且助长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资本相对价格较低)，而不利于劳动力就业的增加。由于资金供不应求，政府只好对信贷实行限额配给，结果政府所能满足的往往只是重点发展的现代部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少数特权阶层的资金需求，而将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小商人和农户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他们只得靠自身的积累或在无组织的金融市场借高利贷来扩大再生产。这就加强了金融和经济的二元化倾向。另外，在外汇市场上，政府也人为地抬高了本国货币的价值，其结果是限制了出口，鼓励了进口，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总之，选择金融抑制战略对储蓄、投资、就业、收入和外贸都是不利的，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行为，它只能使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要使经济真正得到稳定持久的发展，就必须抛弃“金融抑制”战略，而进行“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的改革，即放弃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过度的行政干预，让其自由发展。比如，取消利率与汇率限制以及信贷和外汇的配给制，促进金融业内的竞争;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币值和物价，以使实际利率与汇率提高到反映资金和外汇稀缺程度即供求均衡的水平;打破金融市场间的障碍，使利率间的差别趋于缩小，从而有效地吸收储蓄和分配投资;促进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期限多样化，使其增长率与国民收入或物质财富的增长率之比逐渐上升，增加金融机构，扩大金融体系的规模，使金融职能专门化。

此外，发展中国家应该追求经济自主发展，即发展中国家应该主要依靠国内的金融系统来为工业化筹措和分配资金，而不必过分长期依赖外资;反对用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动员资本，因为这只会使实际利率降低甚至成为负值，从而造成“金融浅化”。

推行金融深化将具有储蓄效应、投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等，即有助于挖掘储蓄潜力，增加私人及政府的储蓄和国际资本的流入;有助于使来自居民储蓄方面的融资代替财政、通货膨胀和国外援助方面的融资;也有助于扩展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促进储蓄者和投资者展开竞争，优化储蓄的分配和使用，提高投资效率。因此，这些措施对加速技术创新、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改善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以及经济的稳定增长，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深刻教训。例如，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很不彻底，突出地表现在政府主导型的融资体制(即政府指挥银行向企业融资)使金融业缺乏竞争，透明度低，造成了大量的“关系贷款”和低效投资，进而演化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危机。事实上，这正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彻底的表现。如果在金融体制还不健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过快实施金融自由化也必然会造成金融风险的增大，这时政府和金融当局不仅不能放松反而应当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和风险控制。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应是并行不悖的互补关系。当然，监管的方式应从以直接的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间接的经济手段为主。

(三)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金融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金融结构的二元性，或“二元的金融市场”，即一方面是有组织的、金融管理当局能够控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它们以低利率为现代产业部门和出口部门(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是民间无组织的、金融当局不能控制的、进行高利贷活动的资金市场，它们则满足那些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的当地的小农场主、农户、小企业主、小商人的资金需要。

金融市场的二元性在根本上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传统部门相对于现代部门更加落后，使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扩大，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使那些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阶层(特别是农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因此，消除金融的二元性，建立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是十分必要的，应作为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消除落后国家金融二元性的对策是:第一，有组织部门的信用市场的官价利率必须提高到足以反映它们现存资金不足的状况。这将鼓励一个金融中心的成长，以便有效地向国内及国外吸收储蓄。它同时能够使可利用的储蓄供给等于贷款需求，包括放贷者重新贷给无组织信用市场的资金的需求。第二，一个更整合的国内市场只有在现代及传统部门都能以相同的条件自由接触时才能创立，传统部门的利率才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这不是由于对合作机构提供了有限金额的低利率贷款，而是由于对合作机构和放贷者在同等的条件下都给予无限制的接触，所以它们能够互相竞争以较低的利率提供贷款给小额贷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