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偏差及预期理论的相关论述

影响乐观偏差的因素主要有事件特征（Price et al，2002；Harris et al．，2008；Hablemitoglu＆Yildirim，2008；Krizan＆Windschitl，2009）、个体特征（Chambers et al．，2003；Lench＆Ditto，2008；Klein，2010）、比较对象的类型（Shepperd et al．，2002；Libiatan et al．，2008；Harris＆Hahn，2011）、文化因素（Rose et al．，2008；Gaertner et al．，2008）。

事件的诸多特征都会导致个体的乐观偏差。陈瑞君（2012）指出，事件的可控性与严重性是影响乐观偏差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此外，事件的频率、典型性、时限、合意性等对乐观偏差也有影响。从严重性角度来看，当事件会导致严重后果时，人们会变得更加警觉，大量注意力被配置到事件的各种相关信息上，人们会变得敏感而现实，同时，由于严重事件会降低个体对自己应付这些事件能力的评估，因此个体在对严重事件进行判断时乐观偏差程度降低（Harry et al．，2008）；从可控性角度来看，人们觉得事件可控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乐观偏差（Harry et al．，2008）；从频率角度来看，人们对积极的普遍事件有更大的乐观偏差，而对消极特有事件存在更大的乐观偏差（Price et al，2002；Harris et al．，2008）；从典型性角度来看，个体对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性进行判断时，越典型的事件越容易被人们从记忆中提取作为参照，当人们觉得自己与典型事件差别很大时，就越容易呈现乐观偏误^[3]；从时限角度来看，当事件变得越具体和邻近时，人们的乐观偏差程度越会降低（Krizan＆Windschitl，2009）；从合意性角度来看，根据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当事件越合意，则个体越容易出现乐观偏差，反之，当事件越不合意，个体的乐观偏差程度越会降低。

个体特征（如过去的经历、情绪状态、人格特质）也会影响乐观偏差。从经历角度来看，消极事件的经历一般会降低乐观偏差程度（Chambers et al．，2003），但当个体认为此经历会提升自身对消极事件的可控性时，反而会提升乐观偏差程度（Shepperd＆Larsen，2001）；从情绪角度来看，当个体被启动去体验消极情绪时，会导致较低程度的乐观偏差，反之，当个体被启动去体验积极情绪时，会导致较高程度的乐观偏差（Lench＆Ditto，2008）；从人格因素来看，自我效能^[4]越高（Klein，2010），过度自信（Blanto et al．，2001）程度越高，个体越容易出现较高程度的乐观偏差。本书认为，乐观主义者给自己设置更高的目标，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时，乐观主义者容易有更多的成就（Taylor＆Brown，1988；Brown＆Marshall，2011），因此从整体来看，管理者群体相对于一般个体而言，有更为明显的趋于乐观的个体特征。

比较对象的类型也会影响到乐观偏差。人们将自己与不亲密、不相似和模糊的对象进行比较时，会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乐观偏误；反之，当人们将自己与亲近的、相似的和具体的对象进行比较时，会表现出较小的乐观偏误（Shepperd et al．，2002）。从解释水平理论来看，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受到社会距离的影响，对与自己不亲密、不相似和模糊的对象进行比较时，人们倾向于关注其整体特征，用高水平的解释进行抽象化概括，而对人际距离比较亲近的对象，人们更关注细节信息而采用低水平解释^[5]。此外，在组织情境中，组织认同会导致组织成员表现出更高的乐观偏差，即组织认同会导致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成功持有更大程度的乐观偏差^[6]。

由于人的认知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乐观偏差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Heine＆Lehman，1995；Chang et al．，2003；Rose et al．，2008）。如不少文献指出，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更注重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导致较高的乐观偏差；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更看重与整体的和谐，因此乐观偏差程度相对较低（Sedikides，2007；Heine＆Hamamura，2007）。

此外，由于乐观主义其实是预期的正向偏差性，因此，我们可以从预期的影响因素角度分析乐观主义可能的影响因素。Kahneman＆Tversky（1979）及Smith （1979）先后提出了前景理论，该理论是对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进行决策的描述。由于期望其实是预期的加权平均，根据前景理论，我们可以认为预期是受参照点、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等因素共同影响。申海波（2000）提出预期主要受时间、知识积累、风险与信息处理四个因素的影响。他认为时间在预期过程中是有价值的，时间是影响预期的重要因素；知识积累对预期的影响通过知识的分散分布、默认知识对预期的影响、组织预期过程中的内部知识积累、公共知识及共同价值观四个方面起作用；风险对预期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类型及主体的风险态度；信息处理主要通过信息成本与信息的非对称性两条途径影响预期。王君柏（2012）认为主体预期主要受对自我效能的判断及环境的判断两个方面的影响。对自我效能的判断，包括主体经济状况及经历两项内容。其中主体经济状况通过替代选择、预期时限、风险承受水平三条途径作用到预期；而经历则通过主体目标、目标稳定性、目标水平与控制源三条途径作用到预期。对环境的判断，包括信息的呈现方式与认知品质及社会文化与认知系统两个方面的影响。江世银（2012）指出预期是客观条件与主观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预期与客观社会刺激密切相关。他认为客观社会刺激是指形成预期和引起预期改变的各种外部经济变量，包括经济发展前景、未来收入与支出的预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