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理想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四、探索理想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调整产业政策的方向

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由此决定的企业行为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后，其作用逐渐减弱，并最终走向其反面。这一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在战后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一定时期内，日本以直接介入为核心的产业政策是比较有效的，但随着市场机制逐渐完善，原有的产业政策反而妨碍了企业合理行为的选择，不仅造成“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也在所难免。因此，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市场机制作用的程度不断地调整政策，政策实施也应由直接介入转变为政策诱导。同时，为了确保有效竞争，所采取的产业政策必须限于对产业间资源分配比较中立的政策，或以衰退产业的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必须以不违背禁止垄断法为条件，因为该法规定了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行为准则。

为此，日本进行如下的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改变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收入政策以及产业组织政策从属于产业结构政策的政策模式，将产业结构政策作为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强化产业组织政策，减少政府的行政指导，积极推进竞争促进政策。

第二，为了促进企业的国内外竞争，政府有必要放宽管制，推进经济制度的国际化。即便在将来产业政策是必需的，但其政策目标应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健全市场机制，并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企业能在自主竞争的过程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新领域。

第三，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以放宽金融管制、整合金融机构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和以充实信息通信、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新社会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财政制度改革，改变原有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公共投资政策。

第四，为了确保产业政策的中立性，必须改变“政官企”的黏合结构。首先，执政党及政府要经常主动推进组织内部的革新，加强接受国民监督的制度建设。同时，培育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形成政府致力于促进有效市场竞争、企业自主采取合理行为的新的互补关系。

（二）寻求合理的企业行为

日本的产业政策如能作上述调整，企业就能够从政府的行政指导下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从中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为了使所采取的行为更合理，企业自身也有必要进行如下的改革。

第一，进一步推进以促进外国资本参与、阶段性地解除互相持股、调整所有权结构、形成企业内部有约束的决策体系等为内容的企业组织改革。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引进国际会计准则，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从产业和金融两方面谋求经济的复苏。

第二，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强化能力主义、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等为内容的雇用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为了实现产业间及企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开发多样化的雇用制度，企业应要求政府在支持职业培训及改革失业保险等方面强化制度建设。

第三，有必要进一步确认适合日本国情和国民性及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失效的日本式经营的精华和弊端，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大力开发适合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日本式经营体系。“尊重人性”、“社会至上”等仍将是日本式经营的精髓。

第四，企业自身也要致力于打破“政官企”的黏合结构，应持有履行社会责任和对社会作贡献的自觉性，严格审视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随着日本结构改革的推进及产业政策阶段性的调整，企业也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探索自身发展的道路。

（三）来自日本的启示

通过从产业政策和企业行为方式的角度重新研究日本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制度和意识的创新是经济长期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成不变的制度和意识会积累体制的负效应，当这种负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对于后发国来说，“政府主导”的制度成本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上升，当制度成本超过制度收益时，便是改变“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最佳时期。

第三，在市场机制逐渐完善的情况下，产业政策应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旨在完善市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产业政策应致力于市场制度、法律制度及企业制度的创新。

第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有赖于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制度及政策的革新来创造，因此要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

第五，制度本身是一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一旦形成就有路径依赖。要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加快制度改革，一种可能的选择是从现有制度的外部寻求促进制度改革的因素。

第六，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只有与该国的历史、文化及风土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才最具有制度优势，那种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该收敛于美国模式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

第七，为了取得民众对制度改革的一致意见，改革者（政党）不应该偏袒某个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应该实施能保持整个社会平衡发展的改革项目。

第八，在成熟的、利益多元化的民主社会，制度改革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执政党和政府应经常保持制度创新的理念，自觉推动组织内部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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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日本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论文原载〔日〕工藤章等编：《现代日本企业》，有斐阁，2006年3月版，中文版作了部分删改）

【注释】

[1]加藤寛編『産業と政府の経済政策』、勁草書房、1978年、3—10頁；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の産業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2—4頁。

[2]青木昌彦（瀧澤弘和·谷口和弘訳）『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NTT出版、2003年、17—19頁。

[3]岡崎哲二·奥野正寛『現代日本経済システムの源流』、日本経済新聞社、1993年、71—92頁。

[4]青木昌彦等『日本企業の経済学』、TBSブリタニカ、1986年、104—109頁。

[5]陈建安：《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58—159页。

[6]金森久雄等編『日本経済読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7年、196—204頁。

[7]猪木武德等『日本の雇用システムと労働巿場』、日本経済新聞社、1995年、23—32頁。

[8]小林規威等『現代経営事典』、日本経済新聞社、1986年、281—283頁。

[9]ロナルド·ド一ア（藤井真人訳）『日本型資本主義と巿場主義の衝—日·独対アングロサクソン』、東洋経済新報社、2001年、52—55頁。

[10]青木昌彦（瀧澤弘和·谷口和弘訳）『比較制度分析に向けて』、NTT出版、2003年、429—435頁。